在漫长的革命进程中，我之所以能够把全部精力投身于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中来，除党的培养教育外、广大群众的支持和爱人的帮助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保姆们的热情协助。

几十年来，先后有七位同志曾在我家做过保姆工作，帮我带孩子，料理家务，付出辛勤的劳动。我对保姆们总是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关心、尊重、体贴她们。我们彼此互敬互爱，亲如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保姆工作很重要，是革命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保姆应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尊重和爱护。

回忆起来，在那战争年代与我相依为命的保姆们，更使我年难以忘怀。一九四五年底，我生第一个孩子战国后，组织上帮助从大城县富庄村找来刘荣大姐做战国的奶姆，她帮助奶了六个月。后来决定调我到边区妇联工作，那时边区妇联驻张家口，因刘荣大姐是个家庭主妇，不能远离家乡同往，区党委和妇联的同志们坚持让我把孩子带走，于是组织上又帮助从饶阳县张各庄找来郭玉珍。玉珍时年二十二岁，中共党员，是出了名的村妇女自卫队积极分子，经常参加男女自卫队袭击敌人岗楼的活动。组织上和她一谈，她非常高兴，很愿意和我一起去张家口。可是玉珍那时也是有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孩子。母亲出来了，孩子怎么办？聪明伶俐、思想先进、品德高尚的郭玉珍明确提出：“我带战国，让刘大姐帮助带我的孩子吧。”和刘荣一商量，刘荣更是高兴，她对玉珍说：“玉珍妹，你尽管放心带好战国，闺女存我这里你不用结记，我一辈子光养儿子，没养闺女，闺女存我这里，我比对自己的孩子还亲。”这样，玉珍高高兴兴的跟我去了张家口。那时，妇女干部生个孩子，组织上每月供给四十五斤小米。我们去了张家口后，八地委为照顾这位为了支持干部工作和抚养后代而竭尽全力的贫农妇女，也发给了刘荣一部分粮食。后来玉珍的亲生女儿，因得病死在了刘荣的怀里。在玉珍的孩子死去的时候，我的小战国正躺在玉珍怀里吃奶。

在去张家口路过家门时，我年迈的母亲把自己纺线赚来的五元钱给了我，让给孩子买点吃的穿的，担心孩子受苦受屈。我把这五元钱全部交给了玉珍，对玉珍说：“从此。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有福同享，有苦同吃，我们在一起，就是姐妹了。”

玉珍说：“我虽然不能参加自卫队的活动了，但我明白，为革命干部带孩子，也是革命工作，我一定尽心尽力，带好孩子，你就放心地带领全区姐妹求解放吧。”

我们到张家口不久，为了应战，组织决定边区各团体老弱病号和带孩子的同志，都转移到阜平县台头湾。玉珍带着战国也去了台头湾，我留在张家口。善良的玉珍把那五元钱借给了贫苦的房东，作为本钱，支援房东买卖柿子，好赚点钱补助生活。房东对玉珍十分感激，有时送给她个柿子，还常常把做好的北瓜稀饭送给她，但她一口也舍不得吃，全部喂了孩子。

那时，我们妇女干部出每月发几毛钱买卫生纸外，没有工资收入，生活是清苦的。玉珍跟着我，没少吃苦，也为孩子操尽了心。一九四九年二月，玉珍随我来到了献县，她看到机关动员群众挖破房基的砖头卖，为了能换点钱，给孩子买点零食吃并解决她和孩子的穿衣问题，她就带孩子去挖转头。

玉珍非常精明能干，她除带孩子外，还努力学习文化，学习珠算。两年时间，她由粗通文字，达到了高小文化水平。后来事务局招收会计，玉珍考上了，当了会计。玉珍丈夫也是共产党员，在她的动员下也出来参加了革命工作。一九四八年，党号召干部支援边疆，他们夫妻争先报名，一同赴内蒙工作。这时我出国参加国际民主妇联代表大会，此后我们就分手了。

一九七五年，我在河北医学院工作时，一天，突然来了一位女同志。那时我正在平山温塘疗养院疗养，大儿子战国在家。

来人仔细地端详着战国，虽然她与战国离别二十多年，但还认识，说到：“你是战国吧？”

战国说：“是啊。你是？”

客人一把拉住战国，笑着说：“战国，战国，好儿子，我是你郭妈妈。”来人边说边流下两行热泪。

我对战国常常讲起这位郭妈妈，战国已牢牢地记住郭妈妈的养育之恩。一听说来是郭妈妈，战国高兴地连声喊着“郭妈妈，郭妈妈！”忙搀扶着她进了屋。战国对郭妈妈热情招待，母子畅谈不休。

战国告诉她，我去平山疗养院治病了，玉珍第二天就火速赶到平山来看我。一见面，就抱头痛哭。我被她哭得眼睛也潮乎乎的。我说：“玉珍，咱姐俩二十七八年没见面了，该高兴啊，你别哭了。”

玉珍说：“我是高兴的哭啊！”

我们亲热的谈了四个昼夜，谈了我们自一九四八年分别后各自的经历。由此我了解到，她到内蒙后，在一个县的税务局当科长、局长，最后任副县长，五十年代末组织上又送她到东北农业大学学习，毕业后担任县委副书记、县长，之后又调乌达矿务局任人事处长。“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由于她实事求是，不向造反派低头，竟被造反派将腰打伤了。在我们分别的几十年中，虽然书信未通，但彼此却心心相印，十分想念。一九六九年，她四处打听我的情况，有人说我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了，她大哭一场。从此，每年清明节她都面向着河北大哭我一场。

一九七五年，她到河南出差，途径邯郸去看望当年的献县县委书记蔡欣，蔡欣告诉玉珍：“大韩没有死，现在河北医学院工作。”玉珍一听，十分激动，又流下了眼泪，说道：“这几年我不算是为韩姐哀悼，而是为她祝福了。”就这样，她立即乘车来到石家庄。

这次我与玉珍分别后，书信往来不断，每隔一段时间他就来河北一趟，在家住几天。现在她和丈夫都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离休前均为十三级干部，她有四个孩子，都参加了工作，家庭美满幸福。

一九四七年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几十天，就送到了饶阳县张堡村一户贫农家里喂养。后来献县法院遇到一个二十三岁的女青年，她无家可归，县委、县政府的同志们几次找我商量，让我把孩子由饶阳接来献县，让这位女青年帮我喂养。这样可以使这位女青年有个归宿。我同意之后，机关同志就帮我接回了孩子，交给这位无家可归的女青年照看。这位青年忠厚老实，喂养孩子、料理家务，非常认真负责，我十分放心，我们相处得很好。就这样，她帮了我四五年。后来，我帮她找了对象，建立了美满的家庭。工厂招收女工时，她当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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