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泰，是一片古老而美丽的土地。这里被山带河、风光秀美，历代在此建邑置县，经营相继。数千年来，帝王巡幸，圣贤流连，名臣牧守，可谓风云际会，兵戎胶葛，演出过不少威武雄壮的活剧。新泰本土也英彦辈出，名贤不绝，其人其行，犹如日月行天，令人仰止。漫漫历史长河，积淀成灿烂的新泰古代文化。下面，便让我们沿着这条悠悠长河，对新泰的历史作一番追溯与巡礼。

“新泰人”，是中华大家庭中资格较老的成员之一。年在新泰乌珠台村发现一枚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牙齿化石。据专家鉴定，这枚牙齿属于少年女性。这位娇美的乌珠台少女从历史深处冉冉走来（据《齐鲁晚报》.1.7所刊西原《并不丑陋的少女》一文称：乌珠台少女的“外貌特征当与现代人没有多么显著的差别，智力方面也是如此”)，说明了早在5万年以前，新泰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考古调查发现，柴汶河两岸有不少原始社会遗址，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皆有遗存，并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有代表性的器物。由此可知，早在四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揭开了东方人类文明的序幕。

根据当代史家的最新研究：上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多与新泰一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如黄帝轩辕氏部族以龟为图腾，其族主要活动在泰山与汶泗流域，新泰之龟山便是轩辕族的一个地理标志。世传之尧都平阳，亦当在新泰，而非旧说之山西临汾。“平阳”盖因处平河（可能即柴汶河或其支流）之阳而得名。春秋时鲁置平阳邑，即沿用尧都旧名（以上问题，详见温玉春《黄帝氏族起于山东考》，载《山东大学学报》年第1期；及温玉春、曲惠敏《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诸氏族原居于今山东考》，载《管子学刊》年第4期）。

相传，夏代曾将全国划为九州，新泰属于徐州之域。根据《禹贡》的记载：“海岱及淮惟徐州。”说明当时从海至泰山以及淮河都属于徐州。由于未见实物资料，夏代新泰的历史已难知其详，但根据历史学者的推考，在公元前五千年至公元前二千年的漫长历史时期内，泰山地区一直是当时全国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域，创造了自成体系的文明（万昌华《先商泰山文明述略》，载《泰安师专学报》年第4期）。新泰亦当属于这个先进文化区的一个组成部分。

商周时期，今新泰地曾分别有杞国、菟裘、淳于等小国先后存在。杞国为姒姓，夏禹后裔所建，殷商时已建国，周代封禹后东楼公于杞（今河南杞县），西周厉王时（前年前后），杞谋娶公率国北迁，立足于齐鲁两国之交的新泰一带，后来由于鲁国的侵伐，杞又再度东迁诸城一带（详见郭克煜《杞国迁居山东问题》，载《齐鲁学刊》年第4期）。杞作为一个东方小国，在大国争霸、弱肉强食的局面下艰难生存，未免凄凄惶惶，因此“杞人忧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有名故实。清代咸丰年间，新泰境内曾出土了多件青铜器，铭首皆有“杞白（伯）”字样，经当时著名学者许瀚考证，定为周代杞国东迁新泰时所制之物。这堪称是杞国建都新泰的历史见证（关于杞国地域问题，近年王恩田先生提出新见，认为先秦之杞国有二，一为商封之杞，立国于今新泰一带，战国时亡于楚；另一为周封之杞，初封于河南，东迁缘陵，后亡于齐。两国各具本末，不容混淆。其论与传统认定周杞东迁新泰不同，详见所著《从考古材料看楚灭杞国》）。周代初期，封周公世子伯禽于曲阜，曰鲁。当时东夷各国仍盘踞在山东东部和东南部的山区内，继续进行着抗周斗争。今新泰部分地区也在东夷势力范围内。为此伯禽在费地誓师，向徐戎、淮夷发动大进攻，将其部落逐往淮水之南。于是鲁国的疆土，向东方大为扩张，泰山已成为鲁国的望山，新泰境的龟山、徂徕、新甫与蒙阴境的蒙山，也都收归鲁国的版图。鲁君便令伐徂徕、新甫二山的松柏，建造雄伟的路寝、正寝、新庙，鲁国的宫殿才逐渐完成（参何光岳《周源流史·鲁国的来源和迁徙》）。到了春秋时期，鲁国开始在新泰设置城邑，《春秋》记载：“宣公八年（前），城平阳。”晋杜预注曰：“今泰山有平阳县。”鲁国所建的平阳邑，故址在今市区附近，俗称西故城，故新泰又称平阳。虽以后历代的地方行政建置屡有变更，但这里作为新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位置却一直没有变动过。另外，新泰西北境的梁父邑与菟裘邑，也是春秋时代的著名城邑。

在万马逐鹿、群雄竞起的春秋战国，新泰成为齐、鲁两国频繁争夺的地区。除了兵戈相交，一些折冲樽俎的外交活动也发生于新泰。鲁定公十年（前），鲁定公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以相礼的身份随同鲁君出席盟会，迫使齐人归鲁龟阴等田。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夹谷会盟”。夹谷故址即在今新泰境内，据明嘉靖《泰山志》卷二载：“岳东南地曰谷里，古夹谷也。”

先秦时期，是新泰英杰竞出、群星璀璨的时代。和圣柳下惠、乐圣师旷、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名儒林放、名相鲍叔牙，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柳下惠为鲁国大夫，食邑柳下（今新泰柳里），以崇尚礼节闻名于世，深为孔、孟所推崇，称为“圣之和者”（《孟子·万章下》），至今新泰还有“和圣墓”遗迹；柳下跖以九千人反抗诸侯，横行天下，被誉为“名声如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荀子》）；鲍叔牙与管仲一同辅佐齐桓公开创霸业，“管鲍之交”被传为千古佳话，新泰鲍庄便为这一代名相的故里所在；师旷曾任晋国乐师，为春秋一代乐圣，其长眠之地，乃在新泰之北师店；林放为孔子弟子，以知礼著称，孔子曾将林放比于泰山，有“泰山不如林放乎”的赞誉之词，城以人重，他的名字已与放城紧密相连。另外，梁父颜涿聚也是春秋末期的名人，其人先为侠盗，后受教于孔子，仕齐为大夫，后在齐晋之战中殉职，史称之为“梁父之巨盗，卒为齐之忠臣”（参见《吕氏春秋·尊师》、《后汉书·左原传》），这些乡邦贤哲，其行令人高山仰止，因而赢得新泰人民的世代敬仰。　

新泰的经济与文化，先秦时便已兀现史册。据史家研究，泰山一带为较早进入原始农业时代的地域，故而山川崇拜极为盛行。当时齐地“八神”之祀，第二神曰“地主”，便祭祀于新泰境内的梁父山上。这一祀典一直延续到秦汉(汉成帝时始被罢省)。“封禅”之说，也在先秦开始出现，据《管子·封禅篇》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其中所述十二古帝王，禅于新泰境内之云云山者凡九家。《管子》的记载虽可能仅是远古的传说，但反映了新泰山川在当时信仰中已具有较大影响。周代甫国（即吕国，封在河南新蔡）人东迁新泰，加速了对新泰山林的开发，新甫山便因甫人迁居而得名（据何光岳《炎黄源流考·吕国的形成和迁徙》）。徂徕、新甫都以林木茂盛著称，在《诗经》中便有“徂徕之松，新甫之柏”的赞美诗句。又境内敖山（又名具山，一说具、敖为两山），春秋时曾列入鲁之祀典，晋国大夫范献子出使鲁国，曾向鲁人问及二山之名（见《国语·晋语九》）。可知具敖在当时已驰名邻邦，播于众口。此时的一些名人踪迹、艺文遗事，也大多与新泰名山有着不解之缘。一代圣哲孔子“伤政道之凌迟”，望龟山而作歌，其复登彼邱陵，攀援梁父，赋《邱陵歌》而寄感；曾子耕泰山下，逢天雨雪不得归，思其父母，而有《梁父吟》之作，历代传唱，遂为乐府名篇。如果说先秦时代的新泰文化，乃是以名山文化为主体，或非不经之论。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地方施行郡县制。新泰境为当时薛郡辖地。《秦集史·郡县志》云：“《汉书·地理志》：鲁国，故秦薛郡。谭其骧曰：……（郡）北界凡《汉志》泰山属县计入鲁、东平二国之间者，悉当在界内。”可证新泰时为薛郡鲁县地。

秦始皇为了炫耀其威德，乃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登于泰山，周览东极”。封祀岱顶后，又在今新泰境内的梁父山上举行禅礼。始皇并于梁父建畤以祀“地主”神。所谓“畤”，系古时祭祀天地五帝的固定坛址，近代学者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钞》中指出：“秦之建筑足以代表其特殊文化思想者其惟畤乎。”明人刘孝有《秦畤》一诗：“梁父东巡地，青鸾翊翠华，……深幽询往迹，石表半泥沙。”便是对这一新泰封禅史迹的咏叹。

楚汉之争，新泰亦为鏖兵之所。汉将灌婴攻下邳，击破楚骑于平阳，即此。汉朝建立后，继续推行秦之郡县制度，在今新泰境置东平阳县，属兖州泰山郡，故城在今市城南部，俗称南故城。与此同时还在今县西境设置两县，一为梁父，一为柴城。梁父县置于汉武帝时，故址在今天宝镇古城村，今城垣尚存。柴城故城在今柴城村。王莽代汉，樊崇所率亦眉军曾据今新泰境内之徂徕山抗拒官府。至东汉初期，平阳因遭战祸波及，户口减少，建武六年（30）汉光武帝诏令“县国不足置长吏者并之”（《后汉书·世祖纪》），乃并平阳于梁父县（按《新泰县志》称“省入南城”，不确，今以《后汉书》诸羊传推之，当是省入梁父）；东汉中末叶，因县内羊氏、鲍氏诸家族崛起，于是恢复平阳建置（《后汉书》称羊续“泰山平阳人”，知是时已复置平阳）。

西汉武帝统治时期，汉朝国力达到极盛，武帝为了显示他的文治武功，一生八次封禅泰山，报功于天，在新泰频频留下其翠华鸾踪。据《新泰县志·古迹》记载：汉武帝东封至新甫，“见仙人迹，建离宫于上，遂改为宫山，筑望仙台。”新甫山附近甘露堂、望仙台、迎仙殿、侯城、武帝碑，都相传是这位一代雄主的驻跸遗迹。武帝死后，宣帝本始二年（前72）“令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国”皆立孝武庙，泰山郡之孝武庙即立于新甫山。西汉末季，在郡国之宗庙相继罢废，新甫武帝庙却世代修复，直延续至明清，实为仅见。“犹疑云璈奏，想象天马歌”。汉武帝在新甫的遗事轶闻，更成此后千余年中词客感慨咏怀的题材。

秦汉时期，新泰的经济也趋于繁荣。自战国以来，齐鲁即以盛产桑麻著称，至汉愈盛，有“齐鲁千株桑麻”之称，其种植量居全国第一。新泰即为其主要产地之一。清人卢綋在《丝枲吟》诗序中曾追述这一史实：“《禹贡》青州之贡，记岱畎丝枲，考志，新泰皆岱畎地，而丝枲之产，新尤夙最饶。”汉武帝时，于泰山下筑渠以引汶水，灌溉田地万顷，小汶河流域的新泰农业得到较大开发。

汉代新泰文化也引人瞩目。儒学在汉初获得恢复和发展，至武帝时并登上了统治地位，成为儒学的黄金时代。司马迁所记汉初五经七家八位经传大师中，其中一位便是新泰人高堂生。高堂生为齐公族高傒之后，傒封于高堂（今新泰龙廷），因以为氏。生汉兴为博士，以礼书十七篇授瑕丘萧奋，后世言礼者咸宗之。高堂生卒后，即葬于故里，至今新泰城东玉皇山下，还有这一代儒宗的丘垄。汉代新泰的艺术也有很高的成就，师旷墓的汉阙雕刻，造型生动，雕制精美，便是这一时期艺术水平的真实反映。在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语石》和现代著名作家鲁迅之《丙辰日记》（年12月书帐）中都曾提及这一艺术珍品。

两汉时期，是新泰英彦辈出、乡贤群起的时代。羊氏、鲍氏都在这一时期崛起，而在纷纭的汉代政坛上，留下其风驰当年的仕踪宦迹。

羊氏为春秋晋公族羊舌氏之后，秦乱徙居泰山，至汉“七世两千石卿校”。羊侵于汉安帝时为司隶校尉，其子儒，桓帝时为太常。儒子续，为灵帝时名臣，历官南阳太守，为政清廉，其悬鱼拒贿被传为佳话，梁父城旧有“羊续碑”遗迹（《魏书·地形志》）。宗人羊陟，历官河南尹，禁制豪强，刚直不阿，为一时清流领袖。鲍氏为司隶校尉鲍宣之后，自上党徙泰山平阳，宣八世孙信，汉末为济北相，首倡迎曹操入主兖州，为曹魏奠基立下了汗马之功。

在东汉后期，还有两位历史名人曾在新泰留下其遗踪芳躅。学者蔡邕光和间以事流亡，往来依泰山羊氏，积十二年。邕卒后，羊氏复将其收葬于蒙山。名臣诸葛亮之父诸葛珪曾官梁父尉、泰山郡丞，亮曾从父任上，读书梁父山下（《忠武侯祠墓志》），后亮“好为《梁父吟》”（《三国志·诸葛亮传》），即缘于少年时期的这一生活经历（据清人程穆衡《燕程日记》所载：新泰葛沟桥，相传其地即武侯故居）。

三国鼎立，新泰在魏境。魏沿置东平阳县，仍属兖州泰山郡。

曹魏时期，平阳人高堂隆显声于朝野。隆为高堂生之后，承今文经之家学，精通古代之礼制，仕魏累官散骑长侍，以廉洁清正、直言敢谏著称，他曾在上魏明帝疏奏中言称：“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显现了其民本思想的精华。高堂隆还在天文、数学方面有突出贡献，英国科学家李约瑟（J.Needham）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两次提到他的成就。

晋朝代魏后，羊祜取新甫山、泰山之首字，表改平阳为新泰县，属泰山郡（晋惠帝时割属东安郡）。自此开始出现新泰之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随着西晋王朝的建立，新泰羊氏家族也如日丽中天，达到极盛。羊续孙女徽瑜，为司马师之妻。在司马氏代魏的政治变更中，羊祜、羊琇等人立下了重要功勋。故晋立，羊氏“宠遇甚厚”。徽瑜之弟羊祜，泰始中为尚书左仆射、卫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后授征南大将军，坐镇襄阳十年，江汉归心，为攻取东吴，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祜从弟琇，封甘露亭侯，累迁中护军，加散骑常侍。至今留存的新泰《孙夫人碑》，便是晋初羊氏家族的遗物。

晋武帝死后，西晋宫廷斗争激烈复杂，羊氏卷入其中，其命运沉浮不定。羊玄之之女羊献容被立为晋惠帝皇后，在八王之乱中被五废五立，最后在汉灭西晋之役中，为刘曜所掳，立为皇后。及晋室南渡，中原冠盖相随，羊氏一些族人纷纷渡江，仕于东晋。羊曼、羊鉴、羊聃、羊楷、羊权、羊绥、羊贲、羊不疑、羊玄保、羊徽、羊欣都在东晋及南朝政坛上各有影响。

西晋覆灭后，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今新泰境先后为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燕所领有。南燕将兖州刺史治所设于梁父，新泰一度成为兖州的政治中心。在兵戈频仍中，新泰种植业仍有所发展。晋末学者伍缉之从刘裕伐燕，所著《从征记》中曾记叙到新泰青沙岘“木皆栌杏”的景象。

在南北朝分裂对峙时期，今新泰地先为南朝宋，后为北朝魏、东魏、北齐、北周所领有。南朝宋时，境内新泰县隶徐州东安郡，梁父县隶兖州泰山郡。北魏时新泰隶北徐州东泰山郡。梁父县自古城村移置镇里（《泰山道里记》“徂徕山南”一节）。梁父一度改名岱山。又北魏于南青州东安郡亦置有同名之新泰县（即今蒙阴县地），北齐天保中与北徐州东泰山郡之新泰县合并（《新泰县志》云省“蒙阴”于新泰，不确，兹据《续山东考古录》“新泰”、“蒙阴”两节属辞）。此后七百年中，今蒙阴县境一直为新泰县之辖地。

南北朝时，新泰羊氏仍活跃政坛，特别是羊规之一系，更在故里有较大影响。羊规之为宋祭酒从事，后出为任城令；元嘉魏师伐宋，规之归降，魏拜其为雁门太守，赐爵钜平子，自是羊氏族中一支仕于北朝。规之子祉，历官梁、秦二州刺史，曾重开褒斜，复通石门，对西北地区经济文化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今陕西汉中还存有北魏《石门铭》刻石，铭记了羊祉这一懋功勋业。祉子侃有伟略，仕魏为泰山太守，以愤尔朱荣大杀朝士，乃起兵叛魏附梁，后在梁侯景之乱中抗击叛军，功勋懋著。侃兄羊深，历官魏中书令、御史中尉、东道军司，在高欢篡魏的政治更替中，力拒高氏，最后在泰山博县商王村之战中，为高欢军所破，阵中遇害。深子肃，以学知名。齐武平中入文林馆撰书，出为武德郡守。羊烈历仕东魏、北齐、历官义州刺史。

在羊氏故里，羊族文物多有遗留。北魏熙平间所立《兖州刺史羊使君（灵引）碑》，宋代已屡为金石学家所著录（见《集古录目》及《宝刻丛编》卷二十）。近三十年来，地不爱宝，在新泰境内先后出土了羊祉夫妇、羊深夫人、羊烈夫妇共五方羊族人物墓志，为探究历史上这一士族的变迁兴衰提供了重要的史证。

在文化领域，这一时期的新泰也值得一叙。羊祜不仅为政治名臣，而且在文学上也卓有成就，有“文为辞宗”之誉。学术思想方面，羊祜著有《老子传》，羊烈曾注佛道经七十余卷。又羊氏为书法世家，羊欣承二王余韵，善行草，尤工隶书，被称为“子敬（王献之）之后，可以独步”。且在书法理论与书法史论上颇有造诣。羊氏族人中羊固、羊忱也以善书著称。今新泰所出羊氏墓志，字迹多质朴刚健，当是羊氏书风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教在新泰广泛传播。羊氏族人大都笃信佛教，影响所及，遍及民间。佛寺建筑，佛教造像及摩崖刻经在新泰多处出现。西都玉泉寺，创始于晋；徂徕光化寺，兴建于北魏，后者更成为泰山之南的丛林名刹。至今徂徕山上还有北齐武平时梁父县令王子椿所刻佛经，为著名的文物遗存。又据《魏书·地形志》记载，北魏时期梁父县建有贞女山祠，为境内名胜。

隋统一后，新泰初属莒州，大业初复属沂州。梁父县治移于今泰安之东梁父，属兖州。隋末社会极为动荡，而新泰一邑相对安定。据《崇庆寺碑》记载，唐新泰令张文珪之父，隋大业末年弃官逃亡新泰谷里，为新泰士人羊彪所礼重，得全身家。可知当时新泰幸免兵燹，而成为民众避难之所。唐代实行道、州、县三级行政体制，县隶河南道沂州琅邪郡。武德间曾属莒州，贞观间复归沂州。同时并撤梁父县，并入兖州之博城。

唐代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空前繁荣。这些都在新泰历史资料上有所体现。贞观间，兖州高僧释慧斌住锡梁父存道寺，博听经论，誉彰禅林，太宗下敕征之京师。元贞间高僧释怀晖卓锡徂徕山，四方禅子多来此请问。新泰一些名刹也多于此时构建，县城崇庆寺，为垂拱三年（）新泰令张文珪修建，规制宏敞，登仕郎芮智璨为撰记碑，此刻为新泰古代名碑之一，曾著录于《唐文拾遗》、《八琼室金石补正》等文史名著。又寺内开元十五年（）经幢，为八棱形，每面皆镌佛像及幢主名氏，《语石》卷四中曾称：所见八面造像之幢，以新泰之幢“为甲”。可见新泰工匠的艺术匠心。创建于开元七年（）的谷里明光寺，亦为当时岱下胜区，至今唐代残碑犹存。另外值得叙及的是，在开元年间，著名诗人李白曾携家卜居沙丘（今新泰古城），与孔巢父等人隐居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李白在此留下了许多著名诗篇，堪为新泰的山水增辉。

席卷中原的唐末黄巢大起义，曾一度转战泰山，新泰南部山区的黄山寨，便世代相传为黄巢义军驻扎之处，近年曾于寨址多次出土矛、剑等兵器。虽沉沙折戟，犹见战争酷烈。

五代新泰仍属沂州。宋时行政体制以路代道，新泰属京东路沂州。据《元丰九域志》卷一载：“新泰，（沂）州西一百七十里。二乡。有敖山、汶水、沂水。”

北宋新泰制瓷业十分兴盛，汶南、碗窑头等地皆有这一时期的瓷窑遗址，其制瓷工艺十分娴熟。这大大繁荣了地方经济。此时新泰还盛产硝石、石脑、炬火等矿石，“居人常采以为货”（《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三）。各种民间文化活动也日趋繁兴，新甫山上的汉武帝庙，便是此时重建。宣和年间，宋廷以敖山有布雨之“灵异”，加封其山神，“敕赐庙额为孚泽，加封爵曰溥灵侯”（《新泰县志·古迹》）。时人又于孚泽庙东建齐鲁二侯庙（嘉靖《山东通志》卷十八），附祀春秋鲁献公、武公等。于是敖山声名大盛。又法云山正觉寺，也始建于北宋末期。留存至今的沂州新泰县三清庙平乐乡众题名碑拓本，反映了当时境内民间宗教活动之繁盛。

宋代理学盛行，教育发达，而被称为开理学之先河的著名学者孙复，其讲学泰山期间，曾卜居新泰城南。“孙村”即由孙复而得名。这大大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宋徽宗御制《大观圣作之碑》宣谕士子，并颁行天下州县，其一便刻石于新泰，其碑清代犹存（《语石异同评》卷八）。宋绍圣、元丰及宣和间，新泰人于天隐、梁赐、刘良佐、孙巾造、龚遂、常曾、苑当、刘苗、龚适等九人皆以进士入仕，显声科场。元丰进士常曾还撰有《新甫山记》（今存残文，见于《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二），此篇是目前所知最早关于新甫山的专文。宣和进士龚适，县西南龚家村（今西周北公村）人，历官翰林承旨，今传其《游峙山》一诗，亦是关于峙山的最早文献。龚家庄西岭旧有龚学士墓，即龚适葬所。

宋徽宗时期，在山东爆发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宣和二年（），宋江与沂州知州蒋圆激战后，曾率余众“北走龟蒙间”（《蒋圆墓志铭》）。至今放城一带还有“马死峪”、“杀败岭”、“马头庄”、“马尾庄”等地名，相传为宋江与官兵鏖战的遗迹。

北宋末年，金军大举南侵，灭亡北宋，在“靖康之难”中慷慨殉节的兵部尚书孙傅，祖籍新泰楼德。楼德镇有孙傅之祖孙觐之墓，旧日楼德西寨门高揭石匾曰“孙傅故里”，便是为纪念这一名臣而设（参见路韧《楼德探古》，载《新泰日报》.4.23）。此后，金兵又不断南侵，攻掠偏安江南的南宋。建炎二年（），金将粘罕攻入京东，兵锋直抵泰山一带。山东民众在须城（东平）吴给、奉符（泰安）孙亿的率领下，聚义于新泰西北的徂徕山，并数度下山与金兵激战。南宋遥授“承议郎吴给充徽猷阁侍制，知东平府；朝奉郎孙亿直龙图阁，知袭庆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但由于宋廷一意向金求和，无心北顾，加之金国不断加强对山东的军事扫荡，徂徕义军的处境日趋艰难。建炎三年（）七月，金将乌延胡里改攻破泰山诸处山寨，徂徕义军失败，新泰遂全陷于金兵之手。但新泰境内的抗金斗争仍接连不断，原山西抗金义军首领李通、李成南渡投宋后，官至镇抚，他们念念不忘收复失地，派子弟潜回新泰秘密组织义军，坚持斗争。祖孙三代抗金受到宋室褒奖，后人称“元帅李家”。

金代新泰初属刘齐，齐帝刘豫以程巽为县令。后金废刘豫，新泰入金，隶山东西路泰安州。

在金世宗统治时期，国内趋于稳定。天德间王陟明任新泰令（按王陟明又作王广道，号醇德先生，通经学，其弟子周驰与党怀英有交，事见《中州集》卷七周驰传），清廉有为，著名诗人党怀英在《环翠堂》一诗中对其治迹予以高度称颂。金代新泰进士共有八人，其中刘述、刘造、刘进兄弟三人，皆于正隆间中试礼闱，传为科场佳话。又乡人张佑、储进皆以武功显，张佑从金军攻取大沫堌有劳，累迁定远大将军；储进金季应募即戎，以功授宣武将军、滋阳县尉。放城伽蓝静林寺，也初创于金代明昌间。

到了金代后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逐渐激化，一场席卷北方的红袄军起义在山东爆发。红袄军首领郝定，自称大汉皇帝，率部攻占新泰、莱芜、泰安等州县，称雄一时。此时山东、河北的地主豪强，在蒙古军不断侵扰、金军败退的形势下，也纷纷组织地主武装据地自保。石珪、时珍等人便先后于新泰起兵，在宋、金、蒙古的三角战争中鹰扬战场。石珪，新泰人，贞祐兵起，他率家乡子弟据险自保，曾归附刘二祖红袄军旗下。复大破李霸王兵于龟蒙山。嗣后珪率部投宋，为忠义军将。复降蒙古，为济、兖、单三州兵马都总管。最后在元光二年（）曹州之战为金兵所破，珪被俘杀。刘原，新泰人，元初兵乱，其据地保障，一方赖之。时珍，天宝人，贞祐兵起，他据守天宝寨，地方帖然。仕蒙官至镇国上将军、右副元帅。

降于蒙古的大将严实入据东平后，新泰各支武装多归于严氏麾下，新泰遂为严氏所领有。在严氏父子相继称藩东平期间，一意求治，造成一个相对安定之社会环境，饱经战乱疮痍的新泰经济文化有所恢复，著名学者元好问在《严公神道碑》中记述：“不三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于野则知为乐岁，出于途则知其为善俗，观于政则知其为太平官府。”先是在贞祐之乱中，徂徕山名胜古迹多遭兵燹，至是时珍父子对此加意恢复。北魏古刹光化寺在战火中“殿宇堂庑尽为灰烬”，珍为之重整寺宇，复其旧观，并由掌书记高诩写了碑记。时珍还在竹溪附近修建了二圣堂，今遗址犹存。其族人时正、时宥亦对徂徕胜迹多有兴复，今山中尚存时氏摩崖题记多处。

元朝建立，废除世侯，地方皆改为中央直辖，并将行政区改为路、府、州、县四级。先是元初于今蒙阴县境设“行新泰县”，蒙阴自北齐与新泰合并，自此始析离。中统三年（），割据山东之大将李璮起兵反元，旋败死于济南。据《马可波罗游记》（第六十一章）中记载，这场战争“双方伤亡惨重”。新泰便在是役中“为李璮所蹂躏”（《新泰县乡土志·兵事》），人民逃散。至元二年（）元廷乃省新泰县于莱芜、行新泰县于沂水。今新泰地置改巡检司。后新泰人王显忠、吏员郭亨、王昕以县入莱芜，艰于输纳，力请具奏复置新泰，得获准，至元三十一年（）遂复县置，仍属泰安州。新泰旧县衙前有古槐一株，新泰省入莱芜，古槐枯萎，新泰复置，枯槐抽枝发芽，人称“灵槐”。“灵槐复荣”遂为新泰八景之一。明代史学家谈迁在所著《枣林杂俎·中集》中，曾记述到这一有趣的地方掌故。

在蒙元一朝，兴起于唐宋的新泰制瓷业仍持续繁荣之局，其中碗窑头的窑址具有较大的规模。在遗址曾出土大量瓷器残片及窑具，其中以生活用具为多，制作已臻精美。

元代，新泰文化教育也渐次复兴。元初儒士鹿森在时珍的帮助下在徂徕山建二圣堂，以祀老、孔；至治年间，新泰道众复重建城东八里之名道观上清观（《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二）；延祐间，乡人在县北十五里南师店重建师旷庙，祀春秋乐圣师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九九济南府新泰）。著名诗人王旭有《师旷庙》长诗颂之。都成为新泰著名胜迹。元廷重视教育，新泰县学便创立于元代至正年间（《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二）。乡人郦克明、刘世科、孙甫皆登进士。又元廷曾诏“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有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元初名儒许衡曾隐居徂徕山中，读书讲学，匾其室曰“鲁斋”，学者称为“鲁斋先生”；元代中期，有进士贾氏讲学于云云山之云云亭，世称“贾氏书院”；元末，学者孙甫目睹政治黑暗，大变将起，遂隐居不仕，讲学于新甫之阳，一时士子翕然宗之。

元时，新泰人储企范与徐琛扬名于朝。储企范历任泰安、沂州知州，有文学，多惠政，修葺学校，士民怀服。徐琛为唐英公徐勣之后，历官亳州知府，先后见重于东平行台严实、太师月赤察，史称其有古侠士之风。他曾重修新甫山汉武帝庙，皇庆二年（）其子徐彬为立碑记之。在今新泰羊流徐家庄，还有徐琛林墓，其墓地石仪造型稳重，刀法细腻，是石雕艺术之佳作。

元政权施行的残酷民族压迫与剥削，终于激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元末红巾军大起义于河淮迅速蔓延，至正十七年（）二月，韩宋红巾军大将毛贵率师北伐，先后攻克泰安州及新泰等县。翌年元淮南行枢密院副使也速领兵反扑，攻破新泰，但不久即撤往河北。此后数年间，新泰一直由红巾军田丰部所控制。至正二十一年（），元将察罕帖木儿攻入山东，田丰投降，新泰复入于元，但此时元廷已呈现日暮途穷之势。数年后，吴王朱元璋部北伐，新泰等兖州以东诸县望风而下，新泰遂入于吴。元璋所署山东藩司征辟泰安士人刘复初署理新泰政事，后朱元璋称明帝，以台司汇荐，实授复初知县一职，成为朱明一朝的首任新泰县令。

明代，新泰隶属山东布政司济南府泰安州，并于县西上四庄（今关桥庄）设巡检司（《明史·地理志》）。又明时新泰编里二十有一（嘉靖《泰山志》卷四）。（明代新泰城区复原沙盘）

在明代，新泰城得到大规模修建，建成周围四里，连女墙高三丈五尺、广六尺的城池。旧城只有东、南二门，弘治间知县吴禧始辟西门，共三门，东曰通齐、南曰望鲁、西曰瞻岱（《古今图书集》职方典卷一九八济南府新泰），至此城池规模大备。后正德、万历、天启间屡加修葺。今新泰城区的规模，基本上就是在明城的格局上发展而成的。

明太祖收集流亡，减免赋税，使农业和手工业迅猛发展。新泰“地瘠民劳”，但在一些有为官员的努力经营下，也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洪武间知县邵恽勤廉有为，在任九年，“官无废事，野无流民”。成化年间知县高奉在任期间，教民种蔬菜以备荒，使新泰蔬菜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史称“新之有园圃者自公（高奉）始”。嘉靖知县刘宗礼亦亲治园圃，“自莳蔬菜”。万历年间，知县李上林于境内倡植桑麻，以救饥馑，在任五年，桑麻遍野，邑无逃亡。煤矿开采在明时也开始出现，至清代更发展为著名的煤田开采地之一。

在文化教育方面，明代的新泰也留下了较多可述的成绩。首先是《新泰县志》的创修，新泰一邑虽历史久远，但自古无志，嘉靖年间始由新泰学者孙述、李廷臣、崔克仁等人发凡起例，纂为志书，著名戏曲作家李开先为是书撰序，文中赞誉此志：“一方文献足征，百年信史有赖。”（《闲居集·新泰县志序》）万历、天启年间，知县王应修、赵希捰址直鹦尴刂尽Ｈ肭逯螅持沃匮罴谭肌⒖滴踔啬养气、宗之璠乾隆知县江乾达，光绪知县徐致愉皆曾有修志之举，为后世研究新泰历史，留下了无比珍贵的史料。孙述、王应修所修之志久已失传，但明人创修之功，实不可磨灭（附带提及：《新泰县志》［似为清初刊本］曾于江户时代之享保十年［］随商舶传入日本，并被著名的枫山文库所收藏。事详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三章中《方志持渡年表》）。王应修以诗文饰吏治，与县内士子诗酒唱和，留下了为数甚多的文学佳作。知县路升珍护古迹，尝树石以表羊流之墓。徐光前在《邑侯路公表晋太傅成侯羊公先茔墓碑》中称：“饶阳路公以名进士来令吾新，……慕古兴怀，伐宫山一片石，题于三羊墓畔，曰‘晋太傅成侯羊公先人之墓’。”皆关心文化，卓然可书者。明代沿袭旧制，于新泰设儒学，洪武三年（）重建县学（《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二）。万历年间，知县胡悦安复大修庙学，增广学舍，著名学者于慎行亲为此举撰碑，大加称颂。万历间知县吕志伊更亲主讲席，“视诸博士弟子犹弟子也，岁时课经术，论说义经，饘粥膏油不费不乏”（《新泰令吕宇衡墓志》）。另外，学者陈奇、吴希孟、徐登进先后司教新泰，皆兴教倡学，不遗余力，史称“新邑人文之盛自（正德间教谕陈）奇始”（《新泰县志·宦迹》。陈奇事迹，可参见明·张岳《赠年友陈士特司教新泰序》，载《明文海》卷二八○）。又嘉靖间新泰名儒王楫（松舟）设帐泰山投书涧，泰山阳明学巨擘李汝桂即出其门下。有明一代，新泰人才之盛，迈超宋元，其中崔文奎、徐光前等皆以科举入仕，显名于明；尹邦奇、刘实、安选、李廷厚、牛濩、徐之仪则游艺翰墨，驰声文场。

说到明代乡邦人物，则以四尚书声名最著。这四人分别是嘉靖朝工部尚书崔文奎，万历朝兵、刑两部尚书萧大亨，礼部尚书公鼐，天启朝兵部尚书秦士文。崔文奎力谏世宗崇道及兴献王祀典，深得时人仰慕；萧大亨莅官绝塞，在蒙汉和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鼐为一代诗宗，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声情的诗歌理论，对后世诗坛有重要影响;秦士文整顿军备，政绩卓著，惟因被卷入魏忠贤党争中，致令晚节不终，成为千古憾事。与萧、公、秦同时，还有一位解元进士徐光前，其历官交河、密云县令，兴利除弊，表现了高度施政才能。卒官之日，父老巷哭，樵夫牧儿，皆为陨涕。又四川按察佥事成功、广平府教授梁盈、嵩县知县王楫、福清知县赵秉、黔江知县张志道等新泰籍人士，亦皆有治迹惠政，流播人口。

明朝中末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明廷的盘剥日趋严酷，土地集中日加严重，自然灾害也为祸甚烈。如成化八年（）“新泰大饥，人相食”（《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七济南府新泰）。特别是明神宗派遣税使、矿监，更是恣横骚扰，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据北京出土之《新泰令吕宇衡墓志》记载：“矿税之役，邑（新泰）内骚然，穷民复有鬻妻子掉臂去者。”又神宗子福王之国，赐田达两万余顷，据安选《新泰侯王公生祠德政碑记》记载：“福藩王田派在新者百余顷，视邻封加倍。”当时蒙祸之烈，据此两条史料可窥一斑。除此之外，官府种种苛政亦厉于猛虎，时人曾谓：“新邑地瘠民贫，素乏盖藏，频苦大祲……且今一病于逃荒之包赔，一病于解役之苦累，一病于槽头之攀扰。”（天启《新泰县志后序》）虽有李上林、吕志伊、王应修等一二正直官吏奋起抗争，以纾民艰，但都难挽狂澜。李上林赴任“载家粟供飨餐食”，发赈有方，吏不能为奸，复力持“缓征薄赋”，以“郁伸毙起”。这样一位爱民如子的循吏，竟为官场所不容，“憾者乘间为蜚语中公”，上林被迫去职（事见李维祯《新泰令李公寿序》，载《大泌山房集》卷三十一）。万历天启之际，知县赵希捲鞘隼〗倌训男绿┍揖跋螅骸坝嗉何矗）承上命来牧兹邑，入其境，见城垣倾圮，村落萧条，……新民之疮痍未尽复，犹有凋疫状。”（天启《新泰县志后序》）故朱明一朝，新泰境内民变迭起，斗争不止。

正德年间，刘六、刘七率军数万攻破新泰，大破新泰知县刘瓒，焚毁城池而去。嘉靖年间，王堂率领的青州矿工起义军转战新泰，明都指挥杨纪追及于新泰龟山，王堂据山为固，大破官兵，击杀临清卫指挥佥事杨浩（《国榷》卷五二.《后鉴录》卷三）。

天启二年（），徐鸿儒在邹县发动白莲教起义，知县赵希挻颐π拗石城以拒义军，但区区石城，终无法抵御民变的烈火。崇祯年间，史东明、李青山等支农民军先后攻入新泰，同地主武装激战。崇祯十六年（）“土寇”围城，乱矢射杀据城对抗的廪生董理。李青山起义聚众数万，威震东土，最后在崇祯十四年（）十二月，于新泰石莱山，为明总兵刘泽清所破，李青山被俘遇害。在各支农民起义军冲击下，明王朝在新泰的统治已摇摇欲坠。

与此同时，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清政权，也对明朝发动总攻，不断杀入明境，大肆劫掠，腥风血雨，席卷中原。崇祯十五年（），清军大举入塞，进入山东，翌年兵锋掠及新泰，新泰生员张遇留率所部民军“知方军”，与八旗军展开肉搏，因众寡不敌，张遇留慷慨殉难，知方军一军尽没（事见《明通鉴》卷八九、《胜朝殉节诸臣录》卷十）。抗清英雄张遇留的事迹及所表现出的民族正气，得到了家乡父老的长期景仰。

在李自成起义的进军号角中，腐朽的明朝终被埋葬。李自成大顺政权定鼎北京后，任命大批官员分赴畿内、山东，接管地方政权；其中以周祚鼎为新泰县令。由于清兵入关，李自成仓皇撤出北京，山东局势一片混乱，当大顺地方政权纷纷败亡之时，周祚鼎仍率领一支孤军，同清兵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史载：“甲申（）国朝（清）已定鼎燕京，‘李贼’所置‘伪’新泰令犹为贼守城甚力。”（《新泰县志·忠义》）面对来势汹汹的清军，周祚鼎毫不畏惧，严拒招降，誓死抗清，致使清山东巡抚方大猷在题本中哀叹：“新泰城小而固，……招抚再三，到底不服。”为了扑灭新泰城头的革命烈火，清军重兵压城，并勾结城内士绅发动叛乱，周祚鼎腹背受敌，大势已去，只得弃城而走。缙绅牛文等人“以城降”于清。新泰大顺军虽被满汉地主阶级所镇压，但他们坚守县城达四个月之久，是李自成在山东政权中为时最长的一个，在明末农战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清初，新泰仍属泰安州。雍正二年（）泰安升为直隶州，雍正十三年（）再升泰安为府，新泰仍为泰安州、府的辖县之一，直至清末而未改。又雍正时新泰置三十三保，至乾隆时增为三十七保。

新泰在清代有一个重要的事件，这便是新泰驿道的开通。清初为了加强南北之间的联系，设立了自东南各省至京的驿道，民间俗称“九省御道”。这条驿道便穿经新泰，据《新泰县志·驿站》记载：“按邑在元明时，僻处山径，非孔道也，原无驿路。……国朝（清）定鼎，始于涿州城南，分东西两路，顺治十年（）以东南全闽、两浙、吴会、淮扬诸路至京由泰、沂为捷，羊流置驿从此始。……凡輶轩之使，谟猷之告，以及文檄饷课，轮蹄绎络，咸取道焉，而邑遂为冲途矣。”除了九省驿道，新泰西南手车路、西南支路、正南支路、东南支路、东北支路、正北支路等也相继开通。其中正北支路南通费、沂，北通莱、博，亦为要衢。由于交通的畅通，使新泰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日渐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喧传一时的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南巡，都曾经过新泰。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祭泰山后，取道新泰，前往江南，十月十二日曾驻跸于新泰西周村。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再度南巡，正月十八日复驻跸新泰苏家庄（均见《康熙起居注》）。在当时宫廷画家所绘《南巡图》长卷第三卷上，便描绘到康熙行经新泰道中的场景。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南巡回銮，于四月癸未“驻跸公家庄大营，翌日如之”，乙酉“驻跸洪河大营”（均见《清高宗实录》卷三八七）。两地均在新泰境内。乾隆还留下了多首吟咏新泰山川古迹的诗作，据《大清一统志》卷一四二“宫山”条云：“乾隆十六年春，皇上巡幸江浙，经莅山东，有御制《新甫山》诗。”乾隆在经过北师店师旷故里时，又曾赋《师旷村》一诗，抒写了其政治思想（两诗并见《［高宗］御制诗二集》卷二十三）。当时一些名公巨卿、诗人墨客，也都曾经由此道前来新泰，著名学者如吴伟业、王鸿绪、韩菼、唐甄、汪懋麟、王士祯、曹贞吉、屈复、查慎行、洪升、厉鹗、程穆衡、纪昀、阮元、张鉴、孙尔准等，他们在新泰留下的感怀咏叹之作，已成为新泰文化史上的瑰宝。在这条新泰驿道上，还曾留下一些外国友人的足迹，据朝鲜李朝学者朴趾源所撰《书李邦翼事》（《燕岩集》卷六）记载：嘉庆元年（），朝鲜济州人李邦翼遇风漂至澎湖，经由台湾、福建、江浙、山东北返，所过沿途驿站便记有“新泰县”与“杨柳店”（即羊流店）之名。这条驿路的繁盛，由上述资料可见一斑。

清朝入主中原后，采取各种措施，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在地方上，官吏多积极执行朝廷政策。顺治年间，新泰知县卢綋因“時田荒赋重，力请巡按履亩踏丈，更定赋役，民得苏息”，招抚流民数以千计。继任知县杨断芳“开屯规田具据实报”。康熙知县宗之璠莅任值大饥之后，乃“给牛种，轻徭役，民困始苏”。知县吴大梁“勤于劝课，桑麻遍野”。清廷又施行更名田，将明代藩王和大官僚的土地拨给耕者永为世业，新泰的福王赐田因之皆归还民间。耕地面积多有增加，“康熙年间，……共增地一千八十七顷一十七亩三分五毫”（《新泰县志·赋役》）。雍乾时田亩数额也续有增益。乾隆五年（）大学士赵国麟奏请弛禁开发煤矿，于是东抚宋定元在泰安、新泰等地设窑开采。（《清史稿·食货志》），泰安之煤窑设于县东南之九龙山（今新泰禹村境），规模较大。同时官府还注重赈济灾荒，康熙四十二年（）山东大饥，新泰灾荒更重，康熙帝诏令“官民有情愿效力者，作速遣往山东，不拘银米，同地方官分界赈济”。安徽巡抚李鈵亲赴新泰助赈，计口授食，全活甚众，最后以劳卒于赈所，时人于新泰羊流建李公祠以祀之。又知县吴阶玉时“补兹土，下车之日，輙殄救灾，为吾民谋生活。及岁少稔，则课桑问麻，均徭薄赋”（孙善述《重修三官殿碑》）。在这些正直有为官吏的惨淡经营下，新泰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时人孙善述记称：“以休养之故，迩来民用恬熙，户饶盖藏，而皇皇然。”（康熙四十七年《重修三官殿碑》）。此外，清廷还在康熙五十一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元年（）推行地丁合一以减轻贫民负担，至乾隆三十六年（），新泰人口“通计一万五千九百零六丁，视明三百年生齿殆且过之”（《新泰县志·户口》）。至清末更增至“一十三万九千三百八十九口”（《新泰县乡土志·人类》）。

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卢綋等人也非常注重文化教育的建设，卢綋在任期间，因“邑久乏科第，亲汇诸生课文，教以经史子集”。卢綋、杨继芳还大修庙学，以为诸生讲习之所。宗之璠“康熙己未（）知新泰，首注学校，购民舍十余楹为义学，士人宗之”，时人为建讲堂，世称“宗公讲堂”，新泰文风为之一振。康熙末知县王僧慧为政亦“尤重学校”。牟适康熙间为新泰教谕，“虽暑雨祁寒，亦为诸生讲贯不辍”。其后司教陈王前“淹雅博通，勤于启迪”，侯赐乐“倡议重修学宫，教生徒于学舍，一时英俊多出其门”（均见《泰安府志·宦迹》）。除了官学，新泰的书院教育也勃然而兴。宗之璠首创书院于县署东。乾隆年间，知县张师赤以文教自任，于羊公祠设学，延请莱芜学者张湘教授生徒。知县胡叙宁创建“青云书院”，江乾达创“敖山书院”，同治间知县李溱复建“平阳书院”，光绪间兴办新政，新泰知县奎光将诸处书院改建为学堂，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一些知名文人出任新泰地方官吏，也对当地文化发展有所促进，如嘉庆三年（）任新泰知县的舒元炜，便是一位以校订舒序本《红楼梦》而享誉文坛的文学名家（参见刘元涛《新泰知县舒元炜与〈红楼梦〉》，载《新泰日报》.10.18）。

卢綋还注重对境内名胜古迹的兴修与保护，他“尝于行省之暇，仰眺宫山，俯临汶水，凭吊师旷、高堂、羊太傅、孙明复之故墟”，凡先贤遗迹，皆为修葺。继任诸令如杨继芳、江乾达等也大都留意文治，对境内胜迹多有修整。康熙元年（）漕运总督蔡士英及其子蔡毓华重修敖山三元殿，“庀材鸠工，榱桷一新”。工成，蔡士英亲撰《古敖山今改青云山新修三元殿碑》立石庙前。蔡士英家族为“汉化甚高”的辽东文学世家（参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页），其父子相继经营三元殿，使敖山（青云山）之名大著，一时“香火之盛，拟于东海”。《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一九二济南府新泰县）中称：“青云山与泰岱、灵岩、五峰、莲花称五山云，祷祀最盛。”新甫（莲花）山上的寺宇，大多亦兴建或重建于这一时期。清末泰安知县毛澂重修和圣墓，用和圣事迹激发乡人的爱国热情，更是为人所津津乐道。清代大兴考据词章之学，考订地志、咏叹山水一时成为社会风气，新甫、徂徕等新泰名山以其丰富的文化史迹，而为当时学者所瞩目，研论记述之作迭见层出，在《泰山纪胜》、《泰山图志》、《泰山道里记》、《泰山述记》、《泰山志》、《岱览》及《燕程日记》、《乡园忆旧录》、《续山东考古录》中都有关于新泰山川的内容，其中尤以唐仲冕《岱览》最为精审与博洽，成为今天研究新甫等山的重要资料。特别是乾隆间学者江凤彝自新甫山下发现《孙夫人碑》后，一时金石学家如阮元、孙星衍、朱文藻、王昶、武亿、冯云鹏等竞相考订，著名画家黄易还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幅《新甫得石图》，更是新泰金石研究的盛事。

清代新泰缺少炳焕青史的名臣，但在文化领域，却出现一些文采风流的学者诗人，为新泰文化史增光溢彩。其中著名者有：张相汉，明末曾官荣河县令，明亡不仕，归隐乡里，著书以终，所著有《四游草》、《新邑志略》等十余种；纪元复，雍正举人，精研经史，著有《四书正解》；牛峡，雍正时学者，曾应知县吴本涵之请，增修县志，未竣，其子基昌复承父业，续辑邑事略二十年，藏于家；牛士瞻，乾隆举人，多识乡故，乾隆《新泰县志》即由其总纂；牛士范，好读书，淹贯经史，以教授为业，泰、肥、沂、蒙间生徒几百余人，曾任青云书院山长，泰安知府朱孝纯曾延请他参加《泰山图志》的撰写；李清濂博稽群籍，训士有法，授教新、蒙、沂、费诸邑，成就甚众，尤工于诗，有《饭山堂诗集》传于世；王青藜，历署邹、滕教谕，有《见山书屋诗集》，其子恩霖、其孙学益亦皆工于吟咏，堪称是文采相继的文学世家；沈毓寅，道光进士，任广西天保县知县，亦工诗。至今泰山普照寺内，还有沈毓寅与王青藜分别撰书的楹联石刻。晚清之郭璞山、冯清宇、卢衍庆等亦皆有文名于乡里。

虽然清代前期号称“康乾盛世”，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时常处于尖锐的状态，清初新泰知县卢綋在《丝枲吟》长诗中，通过新泰丝麻从“地利”到“乡害”的变迁，对清廷官吏掠夺蚕民麻农的暴行予以揭露。康熙间新泰教谕孙善述也在《重修三官殿碑》中披露：“兵燹屡警，饥馑频仍，哀鸿雁、嗟硕鼠（指贪官污吏）者遍东土。”骚扰驿站也是长期困绕（扰）新泰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顺治间“沂镇赴省取饷，道经新泰，百姓苦之”。卢綋控于上官，使饷道改于他府，民始得安枕。而后九省御道的开通，为新泰带来生机的同时，也给县民造成沉重的负担，不仅夫马供应繁重，达官贵人更借驰驿之便骚扰民间，敲诈勒索，大为民病，以至乾隆间知县宋焕在《崇庆寺碑记》中发出哀鸣：“邑固硗瘠，加以皇华星使冠盖络绎，夫马之费，供应之需，官于斯者，无可告瘁，……竟不得有大力者一为援手。”因而在新泰，反抗暴政的呐喊接连不断。顺治六年（），“九山巨寇”李梗攻破新泰城，地方官吏望风而逃，由此奏响了清代新泰农民战争的先声。康熙末年，广大贫民为了反对官府的食盐专卖牟取暴利，爆发了由盐贩组织的武装起义，曹龙章、王美公等人聚众徂徕山，曹、王自称“仁义王”、“义勇王”，率部频频出没山中，“率党横行，南北道几梗”，并伏击官商，夺取官盐，徂徕南北，一时成为起义军的天下。著名诗人赵执信过徂徕，曾有“昔为竹溪逸人居，今是绿林豪客穴”的惊叹。康熙六十年（）元月，山东巡抚李树德率兵对徂徕义军进行围剿，起义盐徒虽拚死抗争，但众寡不支，不幸失败，曹龙章、王美公被俘后慷慨就义。事后，李树德疏请在徂徕山区驻扎重兵，以防有变。这场起义在徂徕附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盐蝙蝠”的歌谣数百年后仍在新泰传唱不息。

历史进入近代后，捻军数次转战于新泰大地，更在新泰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咸丰十年（）九月，捻军大部进入新泰，火光烛天，部队东西纵横五十余里，廪生沈庆祜纠集地主武装，于名公洼邀击捻军，被捻军击溃，沈庆祜亦被击毙，捻军取得首攻新泰的辉煌胜利。此后，捻军在同治年间又数次攻入新泰，与清僧格林沁等部激战，前后八年，对清军及新泰地主武装予以沉重打击。在捻军起义的影响下，幅军、白莲教军、刘德沛起义军也都曾活动于新泰。二十世纪初，新泰天灾人祸叠生，疮痍满目，近代作家连梦青所撰《邻女语》说部中，写庚子之年（）江苏豪杰金不磨北行过新泰，惟见土阶茅茨，尘沙横飞，赤地如烧，饥民菜色。新泰再次成为绿林丛聚之地。光宣之际，在民族革命的影响下，各支会党武装也曾进军新泰，据光绪三十二年（）宗人府主事王宝田等奏称：“娄苦瓜率邳贼二千余人，匿徂徕山、出没新、泰间，与曹（州）贼相应。其出掠皆摇旗鸣鼓，整队而前，所过村镇皆大张伪示，禁淫掠，居人皆奉酒食唯谨。地方官闭城惴惴，恐不自保，以贼不来攻为幸。”宣统三年（）五月又奏称：“泰安以徂徕群山为逋逃薮，新泰、莱芜尤被其毒。”（《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可见彼时农民战争之星火，已盛燎于新甫之野。使官府乡绅闻风丧胆。

由于近代列强加剧对中国的侵略，新泰境内的反洋教斗争也此起彼伏。光绪六年（），英国圣公会在新泰建立教堂，受到南王庄乡民的一致抵制，引发了著名的“新泰教案”。在新泰乡民与正直官员李秉衡、徐致愉（戊戌维新领导人徐致靖之弟，时任新泰知县）的密切合作下，终于打破了英人的图谋（据《山东教案史料》）。“新泰教案”作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势力斗争胜利的光辉一页永载史册。

清代末期，新泰经济仍在艰难环境中发展，其中煤矿业发展较快，孙村、牛家林、沈村等大型煤田相继开采成功。光绪三十二年（）周树人（鲁迅）、顾琅所著《中国矿产志》中便对新汶煤田的储藏和开采情况作了载录，其书第五章《山东省矿藏》云：“山东煤矿，德人聂河芬（引者按：今译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氏检核最详，据所言，则上揭诸地，以沂州……为冠，莱芜次之，新泰尤亚。”又云：“新泰煤田，田在县治北，煤层厚约二尺，凿五十尺至百尺之竖坑取之煤作片状。有光泽，揩之汙指，质复粗疏易碎。当聂氏旅行时，其值每吨十四点零四马克云。”另外盛产于浮邱一带的草帽辫，也在此时远销外洋，获利甚丰，世称“浮邱白”。

随着近代革命高潮的出现，一些新泰爱国志士也走上民族革命的路。新泰北寨人董少羲加入“同盟会”，并曾参加同盟会领导的烟台起义，在辛亥革命的史册上留下新泰志士的踪迹。在民族革命的巨变中，新泰历史也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

……

当我们揭开历史的大帷，回溯这一幕幕金戈铁马的风云往事，以及那些名标青史、叱咤风云的乡邦英彦时，使人仿佛感受到风云变幻的时代脉络，遥看到驰骋奔突的银骥长弓，聆听到盛衰兴亡的慷慨悲歌，严峻的历史留给后人以无穷的遐思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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