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慧杰，现为石家庄学院副教授。全文刊于《北方文物》年第2期，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宋朝真定府统县：真定、藁城、获鹿、井陉、平山、灵寿、行唐、元氏县、栾城县、束鹿（今辛集）、鼓城（今深泽县，宋时为镇，后划归祁州），整个北宋时期，真定府辖区随着中央政区变化而有变化，相当于今天的石家庄市的主城区。学界对宋朝真定府的教育研究，仅见概述性文章[1]，在研究内容上多是笼统的说明其教育状况。本文拟对真定府的官学、私学和书院教育的学校选址、教学内容、教师、教育管理等进行探究，再现真定府教育面貌，以期对今天石家庄市文化建设有所裨益。

一、州县官学教育

宋初承唐末五代长期战乱之后，加上宋太祖太宗忙于加强皇权，巩固统一的局面，在稳定新建的政权方面，宋太祖、太宗鉴于唐末五代武人专权的教训，逐渐用文官取代武臣。然而，在财政方面，宋初社会经济萧条，国家也没有更多的财力来兴办州县学校，致使各地方官方教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正如王栐所说：“国初凡事草创，学校教养未甚加意”。[2]

宋真宗时，社会安定，景德元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宋辽边境稳定，经济获得稳步增长。景德三年（），宋真宗“诏天下诸郡咸修先圣之庙。又诏庙中起讲堂、聚学徒，择儒雅可为人师者以教焉”[3]。于是地方州县纷纷响应政府号召建学。此时地方官学依孔庙而建，因此也称庙学。孔庙是祭祀先圣孔子的地方，宋代称“夫子庙”、“文宣王庙”、“文庙”、“夫子祠”等。如大中祥符二年（），真定府藁城县重修文宣王庙，徐晟为记。这一时期的州县学比较简单，各种制度也不健全，但为仁宗兴学打下基础。

宋仁宗时，在景祐年间，“累诏州郡立学，赐田给书，学校相继而兴”。[4]这一时期，朝廷兴办学校的目的是想利用学校来弥补科举制的弊病。如：庆历四年（）宋仁宗下诏：“建学兴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尽学者之才”由是“州郡奉诏兴学”[5]，北宋第一次兴学开始。皇祐二年（），真定府元氏县知县田照临建县学，曾宏作《元氏新建县学记》。当时真定府元氏县拆毁一些佛教寺院，用拆下的材料改建文庙，建成县学。如“堂、室、门、爨皆具，而器也备焉。”并且“时人州将邑长，人人以教育为己职”[6]大力兴办学校。

继仁宗之后，神宗时掀起第二次兴学活动。主要目的是建立完善、独立的学校取士制度。早在嘉祐间，王安石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指出选拔人才以解决当时困扰朝廷的政治、经济问题。进一步指出科举并不能够选拔真正德才兼备之士而应当通过学校培养人才。如：他提到“古者井天下之田，而党庠、遂序、国学之法立乎其中。……后世无井田之法，而学亦或存或废。大抵所以治天下国家者，不复皆出于学。”[7]熙宁二年（），随着王安石熙宁变法展开，熙丰兴学开始。在真定府表现为：熙宁三年（），龙图阁学士知府吴中复创修真定府文庙，礼部郎中陆佃为学记。元祐三年（）蔡京守成德军始迁而大之。元祐五年（）知县曹景移元氏县学，并自作《元氏县重修庙学记》。元祐六年（）知县祝安上迁县学，齐孝先作《大宋真定府藁城县新迁文宣王庙堂记》。

徽宗时期，崇宁元年（），崇宁意思也是崇尚熙宁变法，通过粉饰太平来巩固统治。宰相蔡京：“请以学校为今日先务，乞天下并置学养士”[8]。这是北宋规模最大的兴学，也北宋历史上是第三次兴学。在真定府的教育上也有体现，如：崇宁元年（），武渐作真定府平山县《平山县学记》。新乐县文庙，唐末始建，宋大观中重修。

现将《正定府志》（乾隆年）[9]中记载的真定府州县学列表如下：

名称

建置始末

正定府文庙

在府治东金粟冈，熙宁三年，龙图阁学士知府吴中复创修（礼部郎中陆佃为学记），元祐三年蔡京守成德军始迁而大之，金明昌元年吴王宗宪撤徙改建，视旧有加庑及廊为间十六，先贤大儒像凡数十人皆改图之（良乡令周昂为记）。

获鹿县文庙

县治东南隅金有旧址，元至元十年知县何金改建

井陉县文庙

在县治西北、金明昌二年建

行唐县文庙

在县治东、金大安已巳主簿张国纲创建，知县王若虚为记

平山县文庙

在县治西南、熙宁二年（应为崇宁元年）韩实建，武渐为记

元氏县文庙

在县治东南、宋皇祐间知县田照临建，江西曾宏为记。元祐庚午知县曹景移建东南，景自为记。

赞皇县文庙

在县治东、宋嘉祐二年县令曹九章移建，后废县为镇，学几废

藁城县文庙

在县西南隅，素有文宣王庙一所

在县治东南、宋元祐六年知县祝安上迁，齐孝先为学记。

新乐县文庙

在县治东南唐末始建，宋大观中重修，元末毁于兵。

深泽县文庙

徽宗时知深泽县张克敬《重修学记》（咸丰《深泽县志》卷九）

将《全宋文》记载，真定府学记列表如下：

县域

时间

人物

学记

材料出处

真定府藁城县

大中祥符二年

徐晟

《大宋真定府藁城县重修文宣王庙堂记》

《全宋文》第13册第—页。

元祐六年

齐孝先

《大宋真定府藁城县新迁文宣王庙堂记》

《全宋文》第册第—页。

真定府元氏县

皇祐二年

曾宏

《元氏新建县学记》

《全宋文》第41册第—页。

元祐五年

曹景

《元氏县重修庙学记》

《全宋文》第册第—页。

真定府

熙宁三年

陆佃

礼部郎中陆佃为学记

正定府志（乾隆）卷八

真定府平山县

崇宁元年

武渐

《平山县学记》

《全宋文》第册第—页。

赵州赞皇县

嘉祐三年

曹九章

《赵州赞皇县移建夫子庙记》

《全宋文》第92册第—页。

祁州

不详

晁补之

《祁州新修学记》

《全宋文》第册第6—7页。

宋朝真定府州县官学修建在当地官衙附近，位置显要。如：真定府学在府治东金粟冈上建，后来元祐三年（）蔡京守成德军始迁而大之，金代在此基础上重修。平山县学在县治西南。元氏县学原来在西北隅，后迁于县治东南。赞皇县学在县治东。藁城县学在县西南隅，后移至县治东南。新乐县学在县治东南。

宋朝真定府州县官学经费来源为政府出资和民间捐助。宋代州县学办学经费大部分由政府承担。宋政府通过赐田来保证教育基本经费。此外还有民间捐助，主要是修建县学时。如：藁城县知县王文化“自减清俸，助建崇基”[10]。藁城县主簿“罗君首以菜圃献焉，其地在公宅之南望□方。”[11]元氏县邑人承议郎郑士宗、殿直裴士廉：“以己之私钱助助夫不足之用。”[12]平山县学“废县北林山道宫，尽得其材，鸠集工徒，徙建于县之西隅”。[13]祁州宫苑使董侯之为守，“郡贫，力不足以为，乃敛菜圃之课当入于守者，日二千钱，举而新之”[14]。

宋朝真定府州县学的师资力量。宋代，州县学师资力量由当地有德艺的和地方官吏属吏组成。宋朝称这些师资为教授。如北宋庆历四年（），朝廷下令诸路州县立学，“始置教授，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掌其课试之事，而纠正不如规者，委运司及长史于幕职、州县内荐，或本处举人有德艺者充。”[15]如祁州请“得前朝进士彭城赵君怀之以教授学者”[16]由于真定地处宋辽边境，沿边军事活动冲击着学校事业，祁州乃支郡，能有这样的学校发展规模已属相当不错。神宗熙宁四年（）置“京东西、陕西、河东、河北路学官，使之教导”[17]此时礼部郎中陆佃为真定府文庙做学记。陆佃是宋朝著名词人陆游的祖父，王安石的学生。可见政府当时对真定府的教育事业的重视。宋徽宗崇宁二年（），诸路置提举学事司掌“岁巡所部以察师儒之优劣、生员之勤惰，而专举刺之事”[18]。其的长官称提举学事使，查《宋会要辑稿》可知河北西路学事的官员是丁权[19]和张绰[20]。

宋朝真定府州县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有经、史、诸子、诗赋和时文。而以经为最主要，《九经》是最主要的教课书。宋朝真宗、仁宗时，州县学赐《九经》制度逐渐形成。如：真宗咸平四年（）诏，“诸路州县有学校据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21]熙宁以前这些经书都沿袭汉唐旧注，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刊印后，均改用王学（元祐间有几年停用）直到南宋中后期。由此可知宋代真定府州县学教学用教材也概莫能外。

宋朝真定府州县学的学校建筑有各种堂、楼、阁，都为学校里的教授和学生提供了教育教学场所和课余娱乐场地。如：藁城县学，庙成，“□廉隅形貌既直且显，如翼如棘，如翚如革，其楹则直，其桷则梃，饰以圬墁，丽以丹漆，雕刻华藻，不为过也。”，其庭除之余“足以设荐献之位，阶陛之上，足以行升降之节，神位之前，足以备边豆簠簋之属。”又“高其门墙，环以廊庑，分为斋馆，尚有余舍以待方领矩步之士。逶迤于其间讲诵呼其地也”。[22]完整地记录了藁城县学的建筑、及其祭拜、学习情形。

元氏县学，先是皇祐二年（）初建，半月而告成，“堂、室、门、爨皆具，而器也备焉。至圣南面衮冕，与王者等。自颜而下，列四科者十人，以公服侍其侧。”其后元祐五年（）重修“长廊复屋广殿重庐，广殿重庐，宏壮而不华，显敞而不丽，工不旬而告毕。”[23]

赞皇县学，“凡为屋大小只十四□，□之室以安像位，为□堂以肆经训，有斋以便退息，有门以限内外。”[24]

平山县学，“辟门于斋西，东序中建宣圣殿，后置讲堂，职掌之舍，宾客之位，与其祭器、什物，悉皆备焉。”平山县学在当时“宏伟壮观，甲于诸县”。[2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县学的士在学期间就开始领俸禄了。如深泽县学记载：“尝闻古之士者，仕而后有其禄。今在下之士，未仕而以饮食赡之，以俸禄给之，优游以教养，坐待其贡，而上副国家之选：此前古未之有也。”[26]

通过以上对宋朝真定府州县学选址、师生与教学内容、内部建筑等方面分析，可以看出北宋时期，尽管地处宋辽边境，该地的州县官学也取得相当大的办学成绩。随着宋代真定府的州县学教育的发展，基础教育也呈现出日渐普及的倾向，平民子弟接受教育的机会也相应增加。

二、私学教育

宋元时期石家庄地区的私学教育，应该说比官学教育起步要早。史载宋元之际的“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27]初级阶段的私学，其名称诸如小学、家塾、冬学、私塾。初级阶段又称蒙学阶段，是教授识字和基本知识阶段。一般由家庭中父母及长辈亲属承担，也有请有教师的。教授内容结合识文认字，多层次、多侧面向儿童传授社会文化知识，包括礼仪、道德、民俗、历史、人物、日常生活常识等各方面知识。[28]高级阶段的私学是专经研习经馆、书馆和精舍等。是程度较高的学生从事学问和学习科举文字之所，例如精舍常常是一些名儒大师以自己学术专长教授弟子，吸引大批的生徒。

宋人普遍重视家庭教育，当时社会流行“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29]。因而许多家族都以藏书延师以教子为乐。有些家族富有藏书，并以儒学传家，于是家族中父兄或母亲执教，育子成才。如：真定获鹿人贾昌朝家，是以儒学传家的仕宦之家。其先祖贾谊为汉代长沙王太傅，传至唐代贾耽以儒学做德宗的副宰相（仆射），封魏国公，曾祖是后晋中书舍人的贾纬，追封鲁国公，著《唐年谱》六十五卷。祖父贾琏为太子左赞善大夫，父亲贾注为秘书省著作佐郎，死后分别赠中书令和尚书令。贾昌朝自幼丧父，在以儒学传承为家学的氛围中，他的母亲每天对他进行教育，于是广泛阅读“自经、史、图纬、训话之书，无所不学”[30]，他长大后中进士，著有《群经音辨》七卷。[31]奉内廷、讲解经书，并官拜仁宗朝副宰相（参知政事）。

又如：真定灵寿人曹彬，学识渊博，“每与朝士清谈终日，鸿儒硕生，自以为不及”[32]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其子曹璨：“习知韬略，好读《左氏春秋》”，曹玮“沉勇有谋，喜读书，通《春秋三传》，于左氏尤深”。[33]曹评“性喜文史，书有楷法”。[34]从好读书这一点看，曹彬家族俨然满门儒将。除了武将，曹家的女性慈圣曹皇后：“善飞帛书”而且“颇涉经史，多援以决事”。[35]

有些大家族延请名师大儒的以教子，进而形成师承私学。如：真定韩氏（亿）家族在北宋与相州韩氏（韩琦）和河南吕氏（夷简）并称三大名族。自韩亿开始以科举起家，该家族仕宦众多，名公重臣代代有出。像韩亿、韩缜、韩绛和韩维，都曾经做到宰执，这在北宋一朝是不多见的。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家族成员在学术上都有很好的名师指导，他们或直接师承理学名师，如：全祖望在《宋元学案》称“韩氏则德全学于元城先生学于武夷，无咎学于和靖，东莱又无咎之婿，佳话也”[36]又如：其家族中韩瓘非常好学，经常向刘安世请教，“官浙中久，其往来必维舟河梁，侍元城谈，录其系邪正得失者二十一条为《元城谈录》”。[37]由于与刘安世互相切磋，后来韩瓘被列入元城学派。或经常向一些理学家请教，如韩维和韩绛两兄弟经常向程颐程颢请教，程颢死后，程颐邀请韩维为他撰写《墓志铭》，可见二程与韩维亦师亦友的关系。其家族中韩元吉，他与朱熹也是好朋友，两人之间来往非常多，自称“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山。”[38]

又如：真定灵寿曹彬家族中曹偕“少读书知义”，“尝从梅尧臣学诗，尧臣称之，为序其诗。”[39]梅尧臣是宋诗的“开山祖师”，与欧阳修为挚友，是唐诗转变为宋诗的关键人物。

以上所举事例是史籍中记载私学的情况，在宋人笔下形象地描述为这样一幅图画：“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40]，反映了当时宋代读书的浓郁气氛，对宋朝真定府的民风化育有很大作用。

三、书院教育

书院是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它最早起源于唐代，当时真定府的西鸡书院（今石家庄元氏封龙山上）就很著名。唐时河北共3所，全国有49所。[41]反映了唐代河北书院的办学根基深厚，学术底蕴扎实。

五代承唐，正值乱世，书院少规模小，北宋前期是书院的发展时期，史载：“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既闲旷以讲授。”[42]因而西鸡书院又恢复起来。据《正定府志》记载，相传大禹在这里治水，把蛟龙封于此山，故名封龙山。该书院位于封龙山龙首峰西面。早在东汉时期，著名学者伏恭做常山（今正定）太守时，就曾亲临讲授经学。后来，学者李躬在此收徒讲学。唐代隐士姚敬栖遁于此，到宋代得到“九经”，张著任山长[43]，并将书院重新修葺。张著，工画，善山水，从郭熙学，知临江军，见此地人鲜服儒业，建学舍为文，以劝诱之，士固知学。郭熙，神宗熙宁初为御书院艺学翰林待诏。可见张著跟随国家画院的郭熙学习，自然见识过很多国宝级的书画。我们大家知道的《清明上河图》其名及作者张择端，完全源于画卷后题跋。这个题跋就是“燕山张著”[44]。《清明上河图》可称是中华艺术的瑰宝。有这样的人任山长，可见建于北宋中后期的西鸡（溪）书院的品位之高。

封龙书院由李昉创建，在今石家庄元氏县境内封龙山南麓。李昉，深州饶阳人（今河北饶阳县），自从后汉时期中进士，就一直做与文字打交道的工作，日后成为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例如：作为史学家，他宋初协同薛居正修《五代史》和《太祖实录》，后官至宰相平章事，兼修国史。[45]李昉为人和厚，宽容不念旧恶，为官小心谨慎，太宗评价其“善人君子”。作为文学家，在太宗授意下，他又主持编撰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三部综合性的类书，当时宋朝共编了四部，仅李昉占了三部。其中：《太平御览》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五十五部，包罗古今万象，引用了历代文献中诗文、词赋、典章、故事，书成之后，宋太宗每日览三卷，因而得名。《文苑英华》以收录文章为主，选梁末到唐近人作品近两万篇。《太平广记》以小说为主要内容和收录对象。李昉所编修三部类书几乎涵盖了当时文学的全部内容，体现了他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精神，同时也保存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有这样一位大学者所创建的书院，其教学水平和社会影响是相当了得。

此外还有中溪书院。位置在封龙山龙首峰下，史载“在龙首峰下，宋李昉、张皤叟、金李治等相继授徒，学者甚众。”[46]山上现存金代碑碣《封龙碑颂》，碑阴为本县进士赵时中撰写的《游龙山记》怀念以前书院的情形：封龙山中有东、西、中三书院，其遗址存焉。当时皆名儒硕士专门传授，聚集学徒，恒及百人。由此可知中溪书院是李昉最创张皤叟继任，到金代李冶继续在此讲学，如此多宿儒饱学之士，以他们的影响力，吸引了慕名而来的学生，平常有百人之多。可以想象当时中溪书院盛极一时的状况，其办学规模也是比较大的。

宋朝真定府书院从其教育功能上看，其教学管理活动包括教师、教育内容、教学形式和祭祀活动几个方面，以下依次介绍：

宋朝真定府书院的主管者称山长，如：西鸡书院中张著为山长，还有中溪书院山长张蟠叟诸人，相继聚徒常百人。另外封龙书院的李昉，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当他们创办书院后，又可以称为教育家。这些人学术造诣非常高，又有名望，他们的著书立说丰富了当时学术思想，也从侧面反映了书院教育教学级别是比较高的。

宋朝真定府书院教学内容多依古制。如西鸡书院在当时获得皇帝赐九经。“九经”是九部儒家经典的合称，即《三礼》、三传和《易》、《尚书》、《诗经》。九经又是唐代官方修订的学校教科书，由此可以推断西鸡书院宋初仍沿袭唐代的经学版本和内容。

宋朝真定府书院的教学形式，要比州县官学灵活的多。当时书院受中唐以后佛教传布佛经的僧讲和俗讲启发，在学习中也有教师讲说和门人之间的切磋，闲暇时，教师更是率领门人游于山石林泉之间，向天地自然学习，互启互发。如：封龙山上，山上多奇峰怪石，碧溪清泉，密林繁花，封龙书院就坐落于此，其遗址尚存，原有讲堂、读书窑洞等。院内有两眼清泉，即蒙泉和墨池，一清一黑，清冽的是书院饮炊之水源，墨黑的是古人洗笔之处。历史上著名的梁祝传说就发生在这里。在封龙山向西大约几公里处的元氏县南佐镇，至今仍可见宋代地方官员为纪念梁祝所修建的古桥，也就是传说中梁祝十八里相送的地方。据说在桥的北面还有一座梁祝墓和石碑，可惜现已不存[47]。

宋朝真定府书院的祭祀活动是对学生进行的道德、信仰教育活动之一。如封龙书院：“有孔颜曾三石像，盖即诸儒所建，朝夕敬事者。后书庐圮。”[48]孔子、颜回、曾子在宋初为儒家的先圣，树立三人的石像，使学生树立起对先圣的崇敬之心，早晚敬事，朝于斯夕于斯，对培育士人精神信仰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时真定府科举考试中进士的不少，如：真定府真定县的王化基家族：王化基和其子王举正、王举元都是进士。真定府灵寿县的韩亿家族：韩亿和其子韩维、韩缜、韩绛、韩综，其孙韩宗武、韩宗师、韩宗彦都是进士。真定府获鹿县的贾昌朝家族：贾昌朝、贾昌龄和贾昌衡都是进士。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进士群体还呈现出一定家族性特色。

综上所述：宋朝真定府官学、私学和书院教育在学校选址、教学内容、教师、教育管理等方面都有长足发展，这对培养国家人才，扩大统治基础和化育民俗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对增加今天石家庄市文化建设内涵更具现实意义。

[1]谢志诚：《河北通史》（宋辽金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版；孙万勇、梁勇：《石家庄通史》，河北人民出版社版；吴洪成：《封龙山与河北古代书院》，载《教育实践与研究》年第2期。

[2]（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中华书局年版，第51页。

[3]（明）正德《袁州府志》卷一三杨侃：《重修先圣庙并建讲堂记》，上海古籍书店年版。

[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三，中华书局影印年版。

[5]（元）脱脱：《宋史》卷一五七《选举三》，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6]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年版，第—页。

[7]（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八三《慈溪县学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年版。

[8]（明）杨仲良：《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六《州县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年版。

[9]（清）乾隆《正定府志》卷八《公署》，上海书店年版。

[10]《全宋文》第13册第页。

[11]《全宋文》第册第页。

[12]《全宋文》第册第20页。

[13]《全宋文》第册第页。

[14]《全宋文》第册第7页。

[15]《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七》，第页。

[16]晁补之：《鸡肋集》卷二十九《祁州新修学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年版。

[17]《宋史》卷十五《神宗纪》，第页。

[18]《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七》，第页。

[19]《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九之二三。

[20]《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七二。

[2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九真宗咸平四年六月丁卯，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22]（清）沈涛：《常山贞石志》卷一二《大宋真定府藁城县新迁文宣王庙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23]《常山贞石志》卷一二《元氏新建县学记》、《元氏县重修庙学记》。

[24]《全宋文》第92册第—页。

[25]（乾隆）《正定府志》卷四五《金石》。

[26]（咸丰）《深泽县志》卷九张克敬：《重修学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年版。

[2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七》，中华书局年版。

[28]《中国古代蒙书精粹》，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1页。

[29]（宋）刘清之：《戒子通录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年版。

[30]（宋）王珪：《华阳集》卷五十六《贾昌朝墓志铭》，影印四库全书年版。

[31]杜季芳：《群经音辨研究》，山东大学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页。

[32]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二《枢密使济阳曹武惠王》，上海商务书店影印年版。

[33]《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附璨、玮传》，第页。

[34]《宋史》卷四六四《曹佾附子评传》，第页。

[35]《宋史》卷二四二《慈圣光献曹皇后传》，第页。

[36]四川大学古籍所：《历代学案》卷三四，四川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37]《历代学案》卷三四，四川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38]（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续编》卷八《武夷精舍》，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年版。

[39]《宋史》卷四六四《曹佾传附偕传》，第页。

[40]晁冲之：《晁具茨先生诗集》卷一二《夜行》，商务印书馆年版。

[41]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年版。

[42]（宋）吕祖谦：《东莱集》卷六《白鹿洞书院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年版。

[43]（乾隆）《正定府志》卷四五《建元氏县学记》。

[44]张泓波：《北宋书院考》，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33页。

[45]《宋史》卷二六五《李昉传》，第~页。

[46]李林奎，王自尊编《元氏县志·教育书院》，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年版，第页。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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