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中运

家谱是一个家族历史文化的传承与真实的客观反映。在我长期从事乡镇机关档案的管理、归档工作中，空闲之余喜欢到农村搜集挖掘一些有价值的民间档案，以防止部分珍贵档案的消亡与丢失。“朱三太子”在东平就是我整理挖掘民间档案的收获之一。

清初的“朱三太子迷案”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件悬疑案之一。一次，我到沙河站镇张老庄村调查走访，发现了一部《张氏家谱》，上面一段文字记载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在《张氏家志》卷二《传·诗文》条目（候选州同诰峄县教谕讳字岱霖公传）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记载：“余读康熙平定三藩方略而不知滋之何从也，愚懦者不知乘势，智慧者无所得权，佥人悍卒谋不及朝夕纷起群操，致使龙种子孙随起随仆无立足地走滇走缅卒之，为吴赋献功邀赏之用，噫嘻德衰使改有如是夫，吾族岱霖公於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初三日同明庄烈皇三子朱慈焕（实为朱慈炯）被逮而死，今二百有六年矣。墓表莫为之，文家乘莫为之，传东汶故老莫为称述因俗传李某所谓张先生，传且致疑於公不知公固清所指为叛乱，而明所许为忠义者也。据传闻朱慈焕前避匿於浙姓王，来埕家始姓张，工书善画精舆地学，东平某寺题石尚可辨吾族棠棣树龟山茔地，均所指授与公义兼师友然入幄画灰奉，以为夏少康汉世祖未可知也，居西席外绝无谋恢复之确证幸免赤族。然血诚誓志以复楚，自期许亦未可知也。前后数十年岁月如流风支兴感其危以，操心深以虑患王孙痛勿疏之，哀英雄下满衿之泪盖不知凡几，特湮没无徵为可恨耳。明臣孙子黄梨洲、顾亭林、侯方域诸先生奔走南北岭海间，关皆无一成，九原饮恨亦幸有著作寿世也。公有虞思邑纶之忠而季明无其运，有聂政自刑之仁而族众蒙其泽，有世杰焚香告天之苦心而为卖主求荣辈所掩抑。反以得这次吾祖若宗怵於家祝古墓有七碑碣，无有存，迄今竟不知与始祖琏公某也，叔侄某也，兄弟此真公之不幸也，何害其为贤知今日之？忠於清是则知公当日之忠於明，不为非并可知千百世守列善道永无二致，此非又公之心乎。”

上述记载在清康熙四十七年（年）,“朱三太子”案件的当事人汶上县令李方远所作《张先生传》中也有明确记载：康熙二十二年，李方远在一家路姓大户家中首次见到“张先生”，其人“丰标秀整，议论风生”，是个侃侃能言的美男子，自称姓张，号潜斋，在浙中大户张家为西宾（教师）。于是，二人交往密切，诗词往来，半年多内顿成密友。后来，“张先生”南行，二人拜别，二十多年没有通问消息。康熙四十五年，做过县令并已经解任家居的李方远又见到找上门来的“张先生”，要求谋求一教职养家糊口。老友相见，分外亲切，两人立刻欢饮畅叙。此后，“张先生”同时在不远的张岱霖家和李方远家教子弟读书。

康熙四十七年阴历四月初三，李方远正与“张先生”下棋，清朝地方官府忽然闯进一批捕快，把二人一起抓起审问。李方远本人做过清朝饶阳县县官，确实不知自己犯了何罪。审至“张先生”，此人马上“坦白交待”：“我乃先朝皇子定王朱慈焕。崇祯十七年流贼破北京，先帝（崇祯）把我交给王内官。城破后，王内官把我交与闯贼领赏。不久，吴三桂与清兵杀败流贼，我被贼军中一姓毛的将军带往河南。他弃马买牛，种田过活。不久，由于大清捕查流贼很紧，毛将军弃我而逃。当时我十三岁，自己就往南走。行至凤阳，遇见一王姓老乡绅，知我是先朝皇子，就收留我在家，遂改姓“王”。过了几年，王先生病故，我就找寺庙出家。后来我云游至浙江，在古刹中遇见一位姓胡的余姚人，他叹赏我的才学，就把我请回家中，让我还俗，并把女儿嫁给我。后来，我又改姓张，以逃祸患。”

清朝主审的钦差和两江总督等多名高官在场，问：“现在江南有两处叛逆造反案，皆称扶立你为君，恢复明朝，你知罪吗？”

朱慈焕表示：“大清于明朝，有三大恩：第一，诛灭流贼，为我朱家复仇；第二，善保明朝宗室，从不杀害（此非实情）；第三，当今圣上亲自祭奠我家祖宗（朱元璋），命人扫墓。有此三大恩，我怎能造反呢。况且，我今年已经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须发皆白，我不在三藩作乱时造反，而在如今太平盛世造反，于理于情说不通。况且，如果造反，一定会占据城池，积蓄屯粮，招买军马，打造盔甲，而我并无做一件类似事情。还有，我曾在山东教书度日，那里距京师很近，如果我有反心，怎敢呆在那里？”

清朝官员马上押解生俘的大岚山造反首领，让他认人。这位造反的首领看了半天，表示说：“我不认得此人，只是想假借朱氏皇子名义来鼓动百姓。”

审了多日，一层一层把案件呈上去，最终刑部接康熙朱笔御批：“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满门处斩！其本人假冒前明皇子，判凌迟。”至于与“张先生”老早相识的李方远，也被全家流放到东北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朱慈焕家在余姚，有一妻二子三女一媳，皆被清政府派人绞死在家中（传闻讲这七人是自缢，实际是被谋杀）。自崇祯帝上吊自杀，至康熙四十七年，时光已流逝六十五年，小皇子由昔日的十二岁孩童已成为衰朽老翁，仍被押入北京城在闹市“凌迟”处死。

在“朱三太子案”当事人汶上县令李方远后人所作《我们的李氏家谱中的——明朝三太子朱慈炯案》中也明确记载道：“康熙四十七年（年）,李方远作《张先生传》，李方远即我们家的老祖宗，我们老祖宗正因此案，被流放到齐齐哈尔的宁古塔，后来为避祸，从汶上周村迁入现在的老家，这是真正的事实!已经记入家谱！这个案件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悬疑案之一！家谱中记载朱三太子是朱慈炯，而白话文中说朱三太子是朱慈焕，又做了一个考证放在后面！我认为家谱中记载错的可能性很小的，或者说老祖宗认识朱三太子好多年，名字应该是对的，不会连名字也记错的！这正给纪连海老师提供了证据！”

著名文化学者纪连海在《朱三太子谜案(1)》（连载:说康熙作者：纪连海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书中，关于明太子和“朱三太子”他这样写道：“我们这里所说的太子和三太子，其实都是指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的儿子。崇祯皇帝生前一共有七个儿子，其中四个早死，只有三个死在他的后面：太子（长子）朱慈烺（Láng），三子定王朱慈炯，四子永王朱慈……崇祯皇帝自杀后，太子朱慈烺藏匿于民间，三子定王朱慈炯、四子永王朱慈炤藏匿于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很快，周奎就将三子定王朱慈炯、四子永王朱慈炤交给了李自成。太子朱慈烺据说也被搜出。但是，李自成并没有杀掉这三个孩子，而是随身带在军中。李自成兵败山海关后，这三个孩子下落不明！”

在《真实的朱三太子》一书中这样写道：崇祯共生七子，其中二、六、七子早殇，只剩下长子朱慈烺、三子朱慈炯、四子朱慈炤、五子朱慈焕。年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从西安经山西直捣北京，走投无路的明崇祯皇帝逼周皇后在坤宁宫自缢后，又用剑砍了袁贵妃和女儿长平公主，并对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三子定王朱慈炯、四子永王朱慈炤、五子朱慈焕作了吩咐，让他们投奔外祖周奎家，然后“混迹民间，见老者称之曰翁，壮者称之曰伯叔，幸而不死，为父母报仇。”安排完毕后，在煤山东麓的一棵古槐树上自缢而死。当时太子慈烺16岁，定王慈炯13岁，永王慈炤12岁。李自成进北京后，没有杀死这三个孩子，反而还把太子封为“宋王”，让一个姓杜的将军予以照管。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李自成率农民军和吴兵、清兵大战于山海关，打了败仗，然后迅速撤离北京。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杀死崇祯帝这三个皇子。清兵占领北京后，太子慈烺被其外祖父周奎献于清廷，清廷借口说太子是假冒的，杀死了太子。并且把证明太子不是假冒的15个人也全部杀死，而说太子是假冒的人都活了下来。但据后来朱慈焕被捕后交代，三个皇兄均被清廷捕杀。朱慈焕因与四哥朱慈炤同岁，所以人们习惯把他称作“朱三太子”。

李自成攻破北京后，朱慈焕被迫离开宫廷，到处颠簸流离，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后来，朱慈焕改名王士元，入赘浙江余姚胡家，生有六儿三女，但是，他担心被别人利用，害怕成为反清的一块招牌，所以不敢在余姚常住，而是长期在四明山一带辗转，以教书糊口。

四明山“朱三太子”案，让朱慈焕甚感恐慌。于是，他带着老婆孩子躲到了宁波。慈溪县的叶氏兄弟，便携朱慈焕的四子朱壬“欲图为匪”，后因事机暴露作罢。后来，朱慈焕又化名何诚躲避到镇海县。房东张月怀借机以“朱三太子”的名义，秘密开展反清活动，朱慈焕因此惶恐不安。

康熙四十五年间，朱慈焕先后逃往湖州长兴县和山东东平洲和汶上县避难。康熙四十七年(年)四月，朱慈焕在汶上县被清廷抓获，后经九卿科道会审，最后被清廷判定将其凌迟处死，几个儿子全部被斩。

综上所述，就目前史料足以证明“朱三太子”朱慈炯（或曰朱慈焕）的确在东平县沙河站镇张老庄村藏匿过，后又在距其藏匿地不足20里路的汶上县城与汶上县令李方远一起被捕。其村内原建有九层的塔楼，周围有围墙坑塘，大门口有雕有九只狮子滚绣球图案的上马石和下马石，该村东有一村庄名曰“东窑”，据说是为其建楼房、围墙而建的砖瓦窑；张老庄村北有一村名曰“北场”（又曰“响场”），是其打场晒粮之用。为了显示其皇家气派，据说该场下面掏空后用厚木板棚之，木板下面挂有数千只铜铃铛，用骡马在上面打起场来喤喤作响，方圆五里都闻其声；张老庄西原有一占地多亩的大型寺院，名曰“花园寺”，寺院僧侣数以百计，大部分僧侣身怀绝技，出手不凡。该寺院在文革“破四旧”期间被拆除，所剩僧侣或还俗或云游。其庄名中带一“老”字，据说也有“老子天下第一”、不服清治之意。

“朱三太子”在东平也许还有另一深层特殊原因，那就是寻找《水浒传》中所说的巨宝“生辰纲”，用于“反清复明”之用，电影剧本《寻踪生辰纲》也基于这一历史背景，创作诞生。

联系我们：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raoyangzx.com/ryxly/56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