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金代统治者的冬猎地城市，会随着巡幸活动的变化而变化——金代也是由女真族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原先为辽代管辖下的部落，后不堪辽统治者压迫起兵灭辽，建立金朝。金代皇帝也仿照契丹实行捺钵制，“循契丹故事，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剌钵”。

除此之外，金朝也建立了五个都城，分别为上京（今黑龙江阿城白城子）、东京（今辽宁辽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镇）西京（今山西大同）和南京（今河南开封）。后来又有变化，海陵王迁都之后变为了中都（今北京）、东京、西京、北京和南京。

上京迁都之前是首都，海陵王迁都之后，中都成为金朝首都，其他四京处于陪都地位。金朝汉化程度要比辽代深一些，所以金朝皇帝并没有像辽帝一样四时游猎，也没有像辽帝那样长期居住在四时捺钵之中，捺钵只是金代皇帝外出游猎和习武之所。

和辽代相比，金代的捺钵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但也形成了金代自己独特的春水秋山之行。“女真皇帝春游的地方多在水边，故称‘春水’，主要活动为捕鱼与捕鹅雁；女真皇帝‘秋猎’和‘冬猎’多在山林地带，又简称‘秋山’。”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是认为“‘春水’指春猎之水，而‘秋山’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秋山’包括春水之外的一切围猎活动，而狭义的‘秋山’则专指秋猎而言。广义的秋山实际上也可大致分为夏、秋、冬三个单元。”

本文认为两种观点并不冲突，只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金代的捺钵之制虽然承袭辽，但与辽代时期的捺钵含义已不相同，傅乐焕先生曾解释为：“辽居留之时期长，金居留之时期短，辽之行动复杂，金之行动简单。尤重要者，辽以捺钵为经常，故政治中心即在于此，金则全出嬉游，无关政治也。”

所以本文认为金代皇帝的春水秋山出游可以看作是巡幸活动，虽有捺钵之名，却无捺钵之实。傅乐焕先生将金朝捺钵情况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分别为第一都会宁（金上京）期，太祖与太宗时期捺钵所在之地，史料记载较少，太宗时期有“春水秋山”之称，到熙宗时期，春水秋山之行体制日益完备。

第二都燕前期，海陵王迁都燕京，使得之前以会宁府为中心的诸捺钵地被放弃，世宗即位之后，便确立金莲川为避暑之地，每年夏秋前往居住，而冬季则返回燕京驻冬。

第三都燕后期，巡幸之地大都为燕京附近，已经很少去金莲川之地，春季也驻跸在燕京地区，此时金朝汉化程度已较深，游畋避暑的习惯有所改变；第四为都汴期，迫于蒙古崛起的压力而迁都，捺钵之行，也随即告终。

本文认为金朝的冬猎之地也相当于辽代的冬捺钵。金代皇帝冬季则主要以都城周围冬猎为主，金朝前期的驻冬之地是在上京地区，后来海陵王迁都之后冬季则常驻在中都燕京地区。

金代的冬猎之地

金代虽建有五个都城，但只有一个为实际意义的都城，其他则处于陪都地位。金朝前期以上京为首都，后来海陵王时期有所变化。海陵王迁都燕京后，燕京变为了首都，金朝称为中都，此后金朝皇帝便一直以燕京为实际的都城，并定居在此。

金朝皇帝没有冬捺钵，只有春水和秋山之行，广义的秋山则包括冬猎。相比于辽代而言，金朝虽没有明确的冬捺钵，但每年都会实行冬猎。

笔者认为金代冬猎之地可能也相当于辽代的冬捺钵。一则因为“捺钵”本就有行宫、行营以及行帐的含义，而金代皇帝冬猎之时也会在附近地区建设有行营或者行帐，且扈从皇帝出行的人员也较多，世宗时有“扈从军士二千”的记载。

另外还会选择舒适平坦之地作为驻跸之所，以建行营，“后若复猎，当预戒有司，图上猎地，具其可否，然后下令清道而行。择冲要稍平之地，为驻跸之所，简忠义爪牙之士，统以亲信腹心之臣，警卫左右”，使扈从军士都驻扎在驻跸之地周围以护卫皇帝安全。

二则因为辽代冬捺钵的职能有和北面与南面大臣商议国事，出猎习武，兼受其他朝代的礼贡等。而金代的冬猎除了校猎讲武之外也处理政事，如世宗大定十年（）十月甲寅，如霸州进行冬猎。乙丑，上谓大臣曰：“比因巡猎，闻固安县令高昌裔不职，已令罢之。霸州司候成奉先奉职谨恪，可进一阶，除固安令。”

一方面指出冬猎地点为霸州，另一方面还指出了金朝皇帝冬猎并不仅仅是游猎，而是趁此考察地方大臣并处理政事。所以本文认为金代冬猎之地也可看作是金代皇帝一定形式的冬捺钵，只有捺钵之名，而无捺钵之实。

冬猎的时间也不固定，“冬猎的名目在金朝的文献中也没有歧异，时间在十到十二月之间，或十月到十一月，或十一月到十二月，个别年份也有特别晚，到十二月才出猎的。

冬猎时间为十多日或者二十多日不固定。”宋乾道年间，也就是金世宗大定十年（）冬十月，世宗曾派遣金吾卫上将军兵部尚书耶律子敬来贺宋会庆节，在与宋大臣赵温叔对话中曾记载：“温叔问‘北边此时想极寒’，子敬回答‘寒甚不可忍’。

温叔曰‘此时正宜畋猎’，子敬云‘北边此时正是畋猎时节’，温叔云‘大金皇帝亦尝出猎否？’子敬云‘一年须两三度出猎’，温叔云‘一度出猎用得几日？’子敬云‘往往亦须旬日二十日一月不定’。”

这段史料既点明北方冬季十月天气已较冷，又指明了此时正是金朝皇帝畋猎时间，一年会有两三次出猎，每次出猎时间不等，这中间就包括了冬猎在内。冬猎之地一般也不固定，多在都城四周。金熙宗、海陵时期的秋冬围猎还没有形成制度，也没有“秋猎”、“冬猎”“秋山”等的记载。直到世宗、章宗时期的秋冬围猎才完全制度化了。

章宗之后的金代皇帝则大多留在中都附近游猎驻冬。金中都附近的冬猎地点主要有“良乡”、“顺州”、“通州”、“密云县”、“安肃州”、“霸州”、“河间”、“玉田”、“宝坻”、“雄州”、“饶阳”等地。

良乡

海陵王时期也没有明确的冬猎记载，但海陵王在冬季出猎次数较多。贞元元年（）“十月丁巳，猎于良乡”“良乡”在《辽史·地理志》“南京道”条中有明确记载。

属于辽南京统治之下，记载为“良乡县。燕为中都县，汉改良乡县，旧属涿郡，北齐天保七年（）省入蓟县，武平六年（）复置。唐圣历元年（）改固节镇，神龙元年（）复为良乡县，刘守光徙治此。在京南六十里。户七千。”

详细记载了良乡县的历史沿革和地理位置，在辽南京以南六十里的地方。金朝的中都路，辽会同元年（98）称为南京，开泰元年（）称为燕京。

海陵王贞元元年（）定都之后，认为燕是列国的名号，不能当作京师的名号，便改为中都，金朝的中都也就是辽南京地区。《金史·地理志》“中都路”条中也有记载为大兴府管辖的一个良乡县，“有料石冈、阎沟”。

还有一则史料也指出了良乡与中都的距离，为“行至良乡，去中都七十里。”元代良乡也为中书省大都路管辖下的一个县，属大都路总管府管辖。《中州集校注》的注释中记载为：“良乡，县名，金代属中都路大兴府。为今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

从上述史料可知，良乡距离中都很近只有六七十里的距离，符合猎于近郊的记载，所以海陵王驻冬之余冬猎会选择在此地进行。

顺州

贞元二年（4）“九月癸亥，猎于近郊。丁卯，次顺州。太师、领三省事徒单恭薨。是夜，还宫。乙亥，复猎于近郊。”海陵王九月在近郊围猎并到达顺州，可知围猎之地离顺州较近。

《金史·地理志》“中都路”条中记载为：“顺州，下，刺史。辽置归化军。县二：温阳旧名怀柔，明昌六年更。有螺山、溆水、兔耳山。密云辽檀州武威军。”《辽史·地理志》“南京道”条中则详细记载了顺州的历史沿革，顺州城的东北面有华林和天柱两个村庄，辽帝在这里修建凉殿，可以春赏花夏纳凉。

还有一则史料也点出了此地和燕京的距离，“宋王曾《上契丹事》曰：出燕京北门，至望京馆。五十里至顺州”。出燕京北门之后到达望京馆，再行五十里可至顺州，相距不远。元代顺州仍为大都路管辖之地，顺州，唐代初期改为燕州，复为归德郡，复为顺州，又复为归顺州。辽朝改为归化军。

宋朝设为顺兴军，金代仍为顺州，设立温阳县。元代废除温阳县，保留顺州。在明朝则将此改为顺义，隶属昌平州管辖之下，位于昌平州以东。

明清顺天府的前身是元大都，元大都的前身是金中都，金中都城又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到元代时金中都城被破坏较严重，元大都是在金中都城的西北修建而成。

结语

总的来说，明清顺天府前身是元大都，以及今天的北京城就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经过改造、扩建而发展起来的，都属于元大都管辖之地。说明通州距离金中都较近，在十月冬猎之后便可以返回中都驻冬。